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8-0107-13 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两个说法值得注意，一是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96年版后记中的一个说法：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文化理论①；另一个说法是F·R·詹姆逊的话：20世纪对马克思研究的拓宽，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的拓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取得了最大的进步②。实际上，这两个表面上矛盾的说法完整地表达了一个意思：传统马克思主义难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现象，而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取得了成果。我把这个问题概括为消费主义文化的挑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突围。 一、后工业化社会：“意识形态终结”？ 为什么贝尔会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文化理论呢？我们先来看美国F.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问题：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方法论还能够分析后工业化社会的精神生活吗？文化是意识形态吗？意识形态在文化中起作用吗？有没有进步的文化与反动的文化？能不能从意识形态角度谈艺术作品的效果，这样做的结果令人满意到什么程度？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指出： 50年代美国有一股右翼势力宣称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已不复存在的时代，对他们来说，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都不存在了，世界已进入一个没有阶级斗争的阶段，因而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及观点并不十分重要，他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是文化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的时代。的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十分标准的后现代文化之中，体现在各种媒介、电视、快餐、郊区生活等各方面。在今天的美国，不管你属于什么意识形态，你都得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③ 这里，詹姆逊所说的“50年代美国有一股右翼势力宣称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已不复存在的时代”，首先是指D·贝尔在1960年出版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1961年、1988年再版，中文2001年版)，书中提出： 今天，这些意识形态已经衰落了。隐藏在这个重大的社会变化背后的事件是复杂而多变的。像莫斯科审判、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缔约、集中营、匈牙利工人的被镇压等等一系列灾难构成了一条链子；像资本主义的改良和福利国家的产生之类的社会变化又构成了另一条链子。在哲学领域里，人们可以追溯到最简单的理性主义信念的衰落，以及关于人的新斯多葛主义——神学形象的产生，如弗洛伊德、蒂利希、雅斯贝斯等等。当然，这不是说像共产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已经无足轻重，也不是说它们没有从其他源泉中获得推动力。但是，从其整个历史中，产生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对于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旧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真理性”，丧失了它们的说服力。 很少有一本正经的人士会认为，人们仍然有必要来制订“蓝图”并通过“社会工程”就能实现一个社会和谐的新乌托邦。与此同时，那些年岁已高的“反信仰斗士”也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知识力量。已经很少有“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坚信国家不应在经济中起作用，而且，很少有一本正经的保守主义者，至少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者还认为，福利国家是“通往奴役的道路”。因此，在西方世界里，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下政治问题形成了一个笼统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④ 实际上，第一个使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的人是阿尔伯特·加缪。他在1946年就写道：假如法国社会主义者放弃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一种绝对哲学，假如他们只是承认其批判的方面，那么，“他们将举例证明我们这个阶段标志着意识形态走向终结的途径，即绝对的乌托邦走向终结的途径。在历史上，通过其最后所索取的代价，那些意识形态走向了自我毁灭”⑤。在加缪看来，意识形态只是一种骗人的把戏。 可见，詹姆逊所说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是一股思潮，并非贝尔的个人之论，这一思潮的基本观点是： (1)传统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主要发挥定向的功能，但在当代社会的科学合理性和求实态度面前，意识形态的定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现时代已经不再需要某种综合的信仰体系。 (2)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要求和趋势，关于很多问题的看法逐渐趋于一致，这使得各种意识形态之间日渐妥协，特别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时，已经不再需要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 (3)意识形态作为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只对不发达的社会还有现实意义，对高度发达的国家来说，人们必须适应技术革命时代社会所面临的任务和性质，问题应该从工艺(技术)、专家治国的立场来进行设计和管理，不需要什么意识形态。 这一理论的文化支持在于：随着阶级差别的淡化，文化的差别的淡化也越来越明显，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rt Marcuse)的话说，那就是文化的“同化”，即“工人和老板欣赏同样的电视节目，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打字员与她雇主的女儿打扮得一样漂亮”，“黑人拥有卡狄拉克牌小汽车”，“他们读相同的报纸”，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问题是：“人们真的能把作为信息和娱乐手段的宣传工具与作为控制和灌输力量的宣传工具区分开来吗？真的能把作为讨厌事物的汽车与作为方便工具的汽车区别开来吗？真的能把对功能建筑的欣赏与嫌恶区分开来吗？真的能把为着国家防御而进行的工作与为公司谋利而从事的工作区分开来吗？真的能把个人快乐与增加出生率所涉及的商业和政治功利区分开来吗？”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