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9-0026-07 无论在中国传统“一(道)生二(阴阳)、二生三(阴阳和合)、三生万物”的思维模式中，还是在西方“正—反—合”的辩证推演中，“三”都是十分重要的数字，与创生、发展、升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现代史上，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大约30年，以甲午战争失败而告终，之后到1919年是在黑暗中摸索的30年，之后到1949年是中国人奋起与革命的30年，之后到1970年代末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30年，之后是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与崛起的30年。每个30年的结束，都有一次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精神上的全面总结和反思，其实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于是，反思刚刚过去的30年，对我们开启另一个“而立”，似乎就具有超越数字的实质性意义，具有历史周期律的客观性意义。本文试图从哲学问题研究的视角回顾和反思改革开放3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历程，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政治哲学的历史与逻辑进行剖析，并勾画出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与思路。 一、演变轨迹与发展历程：从认识论到政治哲学 撇开哲学体系的建构不论，仅从哲学问题研究这一视角去看，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一个热点是认识论研究①。这一研究领域一方面因20世纪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被激活，取代此前的本体论研究而受到了学界的共同关注，很容易就成了哲学讨论的热点；另一方面又因认识论问题相对远离政治、不容易在政治上产生歧义而具有相对较大的学术讨论空间。于是认识论问题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探索创新的第一个前沿领域，推动了新时期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成长；真理和实践成为新时期认识论研究的关键词；实践论、能动反映论、客观真理论，是认识论研究的旗帜和主要领域；不同观点的争论与交锋，推动了新时期的哲学研究，并蕴涵和生长出许多新的理论生长点和研究方向，激发出哲学思想与理论的创造活力，其盛况堪与该世纪初相呼应。 认识论研究的后果沿着三个方向产生出效应：一是认识论内部问题的研究与新知识的积累，目标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库提供归纳增量；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认识论理论，并按新的认识论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试图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目标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库提供综合集成增量；三是引申出进一步的、新的、更深的研究方向，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涌现出了新时期至今仍然是最有影响、最具实力的思想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库提供具有元知识特征的新增量。在第三个方向上，随认识主体与主体性而引申出的价值哲学是第一面旗帜，至今仍然有举足轻重的号召力，涌现出新时期一批最具实力的学者，并在与认识论的结合中伸延出评价论的新方向。 从认识论研究伸延出来、并受价值论研究激发，产生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领域，其中包括文化哲学、社会哲学、人学、发展哲学、公共哲学以及与具体科学关联的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如管理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科技哲学、宗教哲学等)，最后于90年代中期汇聚在人学与社会哲学两大范畴中。这一时期哲学研究的核心是主体问题，其中人学更多的是从价值哲学上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关注认识与实践的主体本身，而社会哲学更多地从主体之间去关注人的存在，文化哲学与人学相近，公共哲学与经济哲学等部门哲学与社会哲学相协，从而使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像万花筒一样。 进入新世纪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为自觉地沿着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式两条反思路径：一方面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专题性研究，一方面关注哲学研究范式的思考和创新，因而力图在哲学的现实功能发挥与理论知识创新、问题研究与体系创新两个方面不断推进哲学研究，产生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但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重要的是政治哲学的兴起，政治哲学研究一时间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大热点问题。在我看来，关注和研究政治哲学，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意义，标志着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获得了新的理论增长点，实现了从真理到智慧的范式转变，蕴涵着哲学重返智慧本根的重要契机。 二、内在动力与知识贡献：从真理到智慧 哲学发展的动力在任何时候都来自对生活实践问题的应答和自身理论的创新。哲学回应生活实践和自身理论创新构成了哲学发展的“两条腿”，也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在支撑和推进力量。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事物，首先遇到的必然是思想解放的大问题，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追求真理是必须从哲学层面上因应的问题，因而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第一个推动力，启动了致力于解决真理标准问题、认识规律问题的认识论研究，进而引申出认识主体的价值哲学研究，并在认识与价值的矛盾推动下延伸为社会认识论研究、评价论研究、人学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社会哲学研究等，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真理观、新价值观、新人生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不仅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重大决策提供了哲学依据，而且推进了中国人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初步完成的思想认识与价值观念层面的现代化。 在思想上解放了的中国人，其最大愿望是行动。中国人似乎第一次可以且能够随自己之所愿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价值。他(她)再不必像小脚女人胆小怕事，不必再为“该不该”而无谓争论，而是毅然决然地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敢冒风险中闯新路，似乎真正感到自己身上前所未有地有了一股子气、一股子劲。[1](P372)但是，让思想上自由的人按照自己而不是给定的意志行动起来本身是需要条件的，需要保证个人自由行动，从而保证每一自由个人和所有自由个人都能够自由行动的条件。这样的条件只能是社会的，它虽蕴涵于个人行动“之中”，但却存在于个人“之间”。存在于个人行动“之间”，表明自由行动的条件必然是个人自由行动与博弈的社会结果或产物；但蕴涵于或镶嵌于个人行动“之中”，又表明它必须经过显现、研究、提炼出来，才能成为个人行动与互动、博弈的前提，才能使在差异、冲突的意愿驱使下行动和互动自由个人不会相互妨害，甚至反而能相互促进、相互增强和放大。于是，自由与秩序的问题，即保证自由秩序的行动结构、社会规则、公共契约的问题，就成为时代最具根本性和紧迫性的大问题，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必须对这一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做出回答。这就导致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转型——由历史哲学向社会哲学的转型，[2]并由此延伸出社会哲学、发展哲学、公共哲学、制度哲学(制度伦理学)以及与社会科学关联的部门哲学如经济哲学、法哲学、环境哲学，等等。经过所有这些方向上的10年累积，到2006年前后，汇聚而生长出政治哲学的研究。这一研究过程中所创新的哲学知识，为新世纪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理念和理论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