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6－0051－07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自由、平等一直是人们不断追求的目标，是思想家们不懈求索的主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自由、平等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因此，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家们往往从不同的视域探究自由、平等问题。在近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通过论证物质生产领域商品交换形式的自由、平等来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得德国哲学家们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用抽象的伦理道德实践论证人人自由、平等，这突出表现在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中。马克思由人们对商品交换关系或政治关系的关注转向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凸显了劳动者与客观劳动条件的结合方式问题，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解决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矛盾的观点，指出商品交换属于物质生产领域，这一领域始终是一个受人类生存的自然必然性制约的必然王国，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才能实现每个人能力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 一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自然经济时代生产和消费直接同一的格局被打破，生产和个人生活消费之间是经过一个社会过程而实现同一的，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由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诸多环节构成。在这里，传统社会的等级关系、血缘关系被消解，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商品所有者之间自愿交易、等价交换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就是以普遍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的。[1](P197)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平等问题引起思想家们的普遍关注，形成了各种自由平等观。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个人独立自主性增强，人们由对神圣的天国的向往转向对世俗的个人欲望和利益的追求，这促使思想家们关注个人财产权的问题，从个人权利的视角考察人的自由和平等，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关涉到社会经济关系、关涉到生产劳动。洛克用劳动来确定个人对自然物的所有权，指出：“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2](P20) 重农主义者魁奈认为：“欲求是勤劳之父”。他针对重商主义只关注流通、只承认货币具有价值的观点，提出只有通过生产劳动才能使自然物具有价值。然而，他所理解的劳动仅限于与地产相联系的农业劳动。亚当·斯密则达到了对劳动的普遍概括的高度，提出各种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活动，从而创立了劳动价值论。李嘉图等人“把劳动提高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同时十分清楚地揭示了工资和资本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关系”。[3](P105) 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未自觉从传统的道德哲学中分离出来，还带有一定的形而上学性。它用非历史的观点理解生产劳动，好像资本主义生产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唯一的生产方式，从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了，以致即使亚当·斯密看到人们实际能力上的巨大差别是由分工造成的，他也只是单纯从肯定方面来理解，认为这种差别通过交换就成为有益的了，交换把人们的不同才能聚集起来，相互利用，这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优越性。与上述非历史的劳动观点密切相关，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未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懂得商品的价值体现着人与人的生产关系，而只是关注商品的交换价值，把人理解为交换的主体，把人与人的关系理解为单纯的交换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国民经济学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或他们的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3](P25) 因此，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但它却把人们的交换关系作为关注的重心。 本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是受资本主义的生产制约的，是不同于等价的简单商品交换的，可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却抹煞它们之间的区别，用后者来说明前者。实际上，简单商品交换是以多数劳动产品的不交换为基础的，交换仅限于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之外的剩余产品；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则是普遍的交换，不仅一切劳动产品都成为商品，而且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本身也变为商品。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看上去也是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在市场上，工人和资本家是作为交换主体而相互对立的，他们之间的交换表现为以货币这种等价物为媒介，好像交换双方是“价值相等的人”，好像资本赢利是完全符合等价交换原则的，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性就被遮蔽了。马克思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与生产资料是相离异的，他们是通过被迫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方式而同生产资料结合的，工人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过程。因此，表面上自由、平等的交换掩盖着实际的不自由、不平等。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1](P200) 与资产阶级学者不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了工人劳动的单调、繁重和受折磨的异己性，看到了贫困、野蛮、道德堕落等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傅立叶提出，要改变劳动组织，消灭固定的劳动分工，使人的各种被压抑的情欲发挥出来。在他所向往的未来社会，人们将组成法郎基的协作社，每个法郎基又分为若干个情欲谢利叶，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各种谢利叶中劳动，使自己的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样，劳动就成为游戏式的享乐活动，就实现了劳动和享乐的同一。欧文指出，未来社会将消灭固定的社会分工，消灭阶级剥削，建立人人平等的公有制制度，每个人都可以在各个生产部门活动，都可以享受良好的教育，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是用消除不合理社会现象的幻想来与现存社会相对立，而未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未阐明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条件和途径，因而带有乌托邦空想的性质。 如果说以上英、法思想家们的理论还不同程度地与生产劳动相联系，那么，在经济、政治上落后的德国，思想家们则以远离生产劳动的抽象的“观念形态”出现，表现为庞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不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4](P92) 这种从观念出发引申出的实践是抽象的道德实践，哲学家们热衷于研究普遍的道德范畴和永恒的道德原则，而回避改造不合理的现存社会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德国哲学是从意识开始，因此，就不得不以道德哲学告终”。[5](P424) 康德由理论理性批判引申出实践理性批判，将善良意志作为彼岸的道德理想。黑格尔虽然不赞同康德道德哲学的软弱性，主张理想可以通过行动变为现实，但是，他所说的行动是不触动现实的抽象的伦理活动，是理性国家的建立。黑格尔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启发下抓住了人的劳动的本质，但他所理解的劳动是精神性的活动，他把人理解为自我意识，把对象理解为自我意识外化的结果，从而掩盖了劳动者同客观劳动条件的结合方式问题。费尔巴哈虽然反对唯心主义的抽象思辨，主张诉诸感性，但他所说的感性是感性直观的理论活动，而不是感性的实践活动。他对社会现实的直观态度使得他的哲学以推崇爱和友情的道德哲学而告终。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否认现实社会条件对意识的制约，布·鲍威尔用自我意识来说明历史，蔑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实践活动，用理论的批判代替变革现实的物质实践。施蒂纳把极端利己主义的自我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返回点”，编造“唯一者”自爱的道德说教。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用泛爱的空谈和说教引导工人运动，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从观念出发、把实践变为空洞的道德说教的做法，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5](P275) “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5](P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