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与当代启示

作 者:

作者简介:
臧峰宇,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以马克思政治哲学为重要的思想坐标,衡量其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关联并发现其当代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启示。问题得以探讨的前提条件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否可能,或曰梳理马克思对现实政治的哲学论述并做出学理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归纳是否能得到学界认同。这一工作的展开必须从基本观念上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思想与政治学思想加以综合审视,从其深刻影响一个多世纪来国际政治的现实层面着眼,在学理与现实内在融通的意义上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历史性规定。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8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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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20世纪后半叶复兴并对西方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哲学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对西方政治哲学的译介方兴未艾,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异同得到重视,相关比较研究逐步展开,关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对当今社会的解释能力及其实践功能引人深思。从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指向中确认政治哲学的学理规定,关注其着眼于实践的现实特质,纠正以往政治哲学的价值弊端与书斋呓语,汲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精华,审视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对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意义重大。意义得以澄明的基本线索是,确认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可能的且是必然的,从马克思毕生思想发展的脉络中梳理其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发掘其思想遗产的时代精神,对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提供与时俱进的理论启示。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作为学术概念的政治哲学从产生之时起便遭遇争议的命运,因为它既反映政治学的学术特征,亦反映哲学的致思品格。作为政治学与哲学的分支学科,政治哲学的历史脉络、现实形态和未来潜质浸润着政治的哲学意蕴和哲学的政治诉求,无论与政治科学相区分,还是与其他分支哲学相对应,政治哲学都因为研究对象较为宽泛而呈现可观的理论张力。但这种张力在审慎的分析哲学看来,仍是缺乏明晰性的宏大叙事,因为这种张力逾越了公正、国家、制度等论述范围,并因涉及其他研究对象而侵占了伦理学、社会学等的学术领地。准确地界定政治哲学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之必要毋庸置疑,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政治学与哲学的交叉论域亦有重要价值,这大体上呈现出政治哲学研究的两种进路。

      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可能在上述第一种进路中是成立的,但由于马克思并不致力于成为职业的政治哲学家,而在诉求人类解放的“现实的运动”中成为政治家和革命家,其能被严格确定的政治哲学文本为数寥寥,且大都集中在其思想发展的早期,比如,“他的早期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也许是近两百年来关于政治哲学的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但对那些缺少相关的哲学和政治学背景知识的人来讲,它实际上是难以读懂的”。[1](P3) 马克思中晚期著作尽管蕴涵着丰富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终因论域集中在经济学与人类学领域、偏离政治哲学的固定研究对象而不成其为政治哲学著作。换言之,从分析哲学角度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专门论述,应当主要着眼于马克思早期探讨政治问题的哲学文本。

      与第一种进路比较而言,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可能在上述第二种进路成立毋庸置疑,其毕生的理论研究都可以在致力于改变人类政治生活命运的意义上被归于政治哲学范畴,即完成对政治思想的哲学表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的著作得到政治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共同关注,以及为什么高校政治哲学(思想)教材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详细介绍,同时也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西方政治哲学时一度缺乏的必要的话语机制。这个意义上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关注“人性”的思辨根据,重视政治的价值建构,以政治生活中人的命运为理论支点,辩证而历史地审视以往政治哲学的理论实质,扬弃其悖谬之处,丰富其积极层面并引入实践视域,对“现实的个人”如何生成为“有个性的个人”的问题做出了历史性回答。

      马克思从人性解放的实践层面批判市民社会的自由,他质疑将市民社会的人规定为“本来意义上的人”,“一个刚刚开始解放自己、扫除自己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竟郑重宣布同他人以及同共同体分隔开来的利己的人是有权利的”。[2](P185) 较之政治哲学的传统论述限于理论的应然层面而言,马克思极为看重政治哲学的现实价值,认为只有在现实的变革中才能改变以往不理想的生活状况。“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他们绝不是要“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而“将在适当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3](P97)

      探究马克思政治哲学,不能忽视西方政治哲学的历史背景,马克思正是以实践思维方式颠覆了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因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历史脉络,对深入思考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发展趋向至关重要。从传统西方政治哲学思想资源来看,马克思汲取的最为切近的资源当属黑格尔政治哲学,他“被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所吸引……注意到政治意义上的人类事项在这里开始成了值得哲学家瞩目的东西。即使历史显示了绝对真理,也会给政治全新的价值。不论历史的演员(活动的人们、actor)是否知道,也不论活动的人们是否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总之,政治是‘实现’了哲学”。[4](P206) 致力于从政治实践层面实现哲学理念的马克思并不反对研究“人性”,也不反对将纷繁复杂的具体问题抽象上升为一般,然而,“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的意思是容易发生误会的,但这种现象在任何科学中都不能完全避免”[5](P250),以历史审视社会发展现实继而做出理论归纳,与从理论到理论的书斋式抽象当然也不可同日而语。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人性规定不同,马克思政治哲学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研究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的真实境遇,由于从社会生产生活史的角度理解人类政治思想史,其政治哲学致思方式是实践的。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将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诉求整合上升为“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规定,并指出实现这种价值理想的现实路径: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摧毁压迫人、奴役人、剥削人的“旧世界”的锁链,在构建“新世界”的同时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马克思政治哲学既看重人的命运的改变,也看重政治生活的实践提升,关注人与政治的动态关联是生发马克思政治哲学之时代精神的重要支点。人是哲学的永恒主题,在遭到分析范式的拒斥之后,政治哲学之复兴依靠对人的现实境遇的深思,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认知不断更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这个源于自然的社会存在,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重角度研究人一度成为理论界的热点。[6](P22) 但这种研究大多从宏观上阐述问题,缺乏对人与社会发展的微观层面的深入阐发,因而被指认为是类似于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对宏大叙事的批判被后现代思潮确立为自身的当然使命,“人”被理解为晚近时代的发明,在科学昌明与技术喧嚣的时代,“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7](P306) 这样,当政治哲学因人们重新重视规范层面的价值内涵而复兴之时,不再直接围绕“人”展开,而将焦点定位在诸如自由、平等、正义等人类政治生活的价值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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