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过程中，有关研究范式的讨论显得十分重要。目前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上，有的学者强调应采用微观研究范式；① 在理想层面与现实层面上，有的学者强调应采用现实性研究范式；② 在研究话语与政治现实层面上，不少学者采用西方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来分析中国政治现实；在学术意识与问题意识层面上，有的学者陶醉于纯粹的学术探讨，对当代“中国问题”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问题视而不见。应该说，上述主要研究范式对于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梳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资源，译介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对于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主题、思路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做出了一定贡献。 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政府治理、政治体制及其运作方式等这些宏观政治因素对人的生活及其发展依然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必须关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宏观层次，从哲学角度研究国家、政府及其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方式问题；政治哲学的理想层面的确不应忽视，但更应注重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权力结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十分重要，但仅仅采取“声讨”或停留在权力领域思考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是不够的，还必须坚持重在建设的原则，从中国政治特殊性切入，以核心理念为导引，提出切合“中国问题”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实际的研究范式。 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大量“中国问题”存在的世俗基础或根本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及其蕴涵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社会层级结构理论虽然不能说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但从学理层面，它却是立足中国本土社会，超越政治经济体制，从独特视角解释中国社会特别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理论范式，它不仅回答了社会研究（无论是社会学、人类学还是直接以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其他社会科学）的两个最基本问题：即社会是怎样组成的？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人格是怎样形成的？而且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由于立足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性特质的准确诊脉，使得这一理论对中国社会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无疑可以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因而，理解和发掘其丰富内涵十分重要。 一、中国政治的特殊性 “如果你不把那些支配你的思想的先决观念翻出来见见亮光，那你遇事就会成为其时其地正统观念的囚犯。你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年代的模式，就会在你浑然无知的情况下成为禁锢你的思想的牢笼。”[1] 近代以来，用西方的历史轨迹、文明标准和政治理论来衡量甚至剪裁中国历史和文明、蔑视甚至抛弃中国的传统和历史成为一种时髦，思想殖民化现象十分严重，中国特性被严重遮蔽。不仅分析手段和方法、使用的范畴和概念，甚至指导研究的价值观念都相当西化了。其实，“中国的历史也同西方一样的惊心动魄，一样的宏伟壮观，但人们还没有把它作为总结普遍规律的研究对象。”[2] 1.理解中国政治必须明确中国历史与文明具有的独特性 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地理位置、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客观因素方面的差异，是各国历史与文明差异的先天或外在原因；在体质、性格、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在文化、道德、思维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是后天或内在原因；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方面的差异是根本原因。因而，各国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是正常和必然的。对此，中外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视野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独特性做出了出色研究。考古学家张光直、苏秉琦从中国文明起源的角度揭示出了中国文明的显著特点；③ 顾准的研究指出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在政治制度、政治路径、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差异；④ 胡如雷的研究道出了中国所谓的“封建社会”在国家制度、政治结构、城市形成、市民社会等方面与西方的巨大差异；⑤ 黄宗智的研究指出，利用西方关于农民的三种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学、实体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无法解释并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国农村的真实变化，必须尊重中国的经验；⑥ 柯文的研究强调，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三种模式——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⑦ 王国斌的研究认为，政治制度的结构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适应具体的历史环境并为了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看不到客观条件上的巨大差异而使用西方的分析范畴，对中国的国家和政治制度进行分析是十分困难的。⑧ 这些研究成果的共同点，就是强调理解中国政治必须明确中国历史与文明具有的独特性。 2.理解中国政治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 理解中国的政治问题困难颇多。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国政治的政治透明度、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的程度较低，较多人事色彩，灵活性和机动性较大，准确的政治信息获取渠道很狭窄，很多实质性的政治变化又容易被大量的政治现象所遮蔽，这给研究、分析、判断中国的政治带来相当多的困扰[3]。但我们认为，这些还只是问题的表象，要真正理解中国政治，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从社会有机体整体着眼，特别是从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独特关系分析和把脉中，才能获得对中国政治的准确把握。 在具体方法层面上，必须注意区分以下三对关系：一是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理想的政治是没有差别、没有等级、没有压迫和剥削，但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出现，因为人类不是天使，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4]。因此，政治是必要的“恶”，政治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有是否合乎国情、是否有效、是否有利于经济社会进步之别。由此，如果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理想化，以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权来衡量中国政治，中国政治自然只能是问题成堆的政治。二是书本政治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政治是人类最为复杂的现象，其运行规则与典章规定并不等同甚至差距甚远，“运转中的宪法显然是和书本上的宪法迥然不同的东西。”[5]157 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明显。同时，政治是动态的，是具体的历史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中的其他因素是紧密关联、密切互动的，“政治生活不是任何一种势力如一个阶级、一个政治结构或某个特殊社会集团的产物，而是多种多样的原因的结果。”[5]153 三是传统政治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政治关注的对象是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传统政治把政治权力隐秘化甚至神秘化，政治信息高度封闭，政治人物深不可测；当代政治与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充分看到当代中国政治的重大变化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知中国社会政治“肥大”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传统政治的现实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