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7-0028-07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探索和积累，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进展。正是由于这样的进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向度逐渐凸显出来，而这一学术向度本身也有可能被课题化了。正像任何课题总意味着问题将要被提出来并获得追究一样，本文所要追究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具有一个本质重要的学术向度？如果有的话，这一学术向度具有怎样的性质？而依循这样的性质，在学术立场上，具有反身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向自己提出怎样的学术要求和学术任务？显然，这些问题在今天并未完全得到解决，而它们又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说，这些问题的澄清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那么，本文即使仅仅把问题提示出来，也会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了。 一 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具有一个学术向度，是否包含其特有的学术领域和学术性质？这个问题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难回答，至少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他们无疑是兼具学者和革命家双重品格的。马克思不仅亲历并投身于当时变革社会的历史性实践，而且经常退回书房。“1853年末，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临终痉挛之后，马克思曾经回到自己的书房；同样，1873年，在国际的临终痉挛之后，马克思又回到了书房。”① 显而易见，这书房并不暗示一个仅供间歇喘息或休憩的场所，而是意味着：学术的那一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恩格斯在谈到晚年马克思的工作时说，为了使关于地租的探讨空前地完善，马克思彻底地研究了原始社会史、农艺学、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以及地质学等② ——这一切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试图从历史的起源和发展条件来考察每一件事物。 然而，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学术的向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来说是否是本质重要的？换言之，学术的向度是否内在地根植于这一哲学的本质之中？这里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众所周知，可以用来概括马克思哲学之本质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 由此甚至不难推论出：马克思的“哲学”真正说来毋宁是“反哲学”的，并且在同样的意义上也是“反学术”的。这个推论在一定意义上是不错的。因为马克思确实发动了一场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凭借这一革命，他不仅超越了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哲学，而且超越了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神话所支配的学术。 但上述推论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决定性的条件恰恰在于：如果缺乏一种哲学根基上之最彻底的批判的澄清，那么“废止哲学”或“拒斥哲学”的任何一种图谋都将最可靠地栖身于某种实际上是极端幼稚的哲学之中（无论这种哲学是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就像拒斥形而上学的激进反动曾最广泛地依赖于作为实证主义的完全无批判的形而上学一样。只要我们懂得这里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术语学上的争论，那么，我们就根本不能指望一种本身晦暗而不涉及哲学根基之澄清的“意见”有可能去切中现代形而上学的中枢，并且有可能去瓦解为意识形态幻觉所伪装的学术。就这一点而言，柯尔施说得对：把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的体系去取代哲学，可以说是肤浅的极致；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毋宁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④ 有一个例子可以清晰地表明，学术的向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不能不是本质重要的（尽管所谓“哲学”、“学术”在马克思那里已然得到全新的领会）。如果说“实践”原则最关本质地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独特的纲领，那么，真切地把握这一纲领对于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就必然是本质重要的。然而，普列汉诺夫在其《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一文中却把马克思的实践原则与费尔巴哈的“实践”概念混为一谈：“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这是不对的。费尔巴哈是了解它的。”⑤ 确实，无可否认的是，费尔巴哈不仅经常提到“实践”与“生活”，而且指认哲学较之于实践来说只是“不可避免的不幸”。但是，只要稍稍浏览一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就很容易发现，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的几乎每一个字，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判断，即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这里不可能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而只需指出这样一点，即普列汉诺夫恰恰未能理解：尽管费尔巴哈可以和马克思同样经常地使用“实践”一词，但其意义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却是根本不同的。普列汉诺夫之所以认为马克思误解了费尔巴哈，只是由于他自己的误解——对“新世界观”实践原则的误解。 不仅如此，对应于“普列汉诺夫正统”的误解，又出现了与之相对立的极端，亦即对马克思实践原则的主观主义误解。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构造了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正如卢卡奇本人后来在该书的新版“序言”中所指认的那样，这一实践概念虽然对机械唯物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却不仅遗忘了“劳动”，而且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如此这般地构造起来的实践概念毋宁说是特别接近于费希特主义的，它意味着试图以一种“极左的主观主义的行动主义”来解除世界的必然性。⑥ 不难看出，在这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核心概念上，普列汉诺夫和卢卡奇的对立，虽说主要地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倾向，却深刻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中间被粗暴地分裂开来；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分裂，才使得普列汉诺夫和卢卡奇能够各执一端，才使得“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能够与同样抽象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成为既彼此对峙又彼此补充的理论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