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8)06-0046-05 一、从原理式的解释到从文本出发的解释 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可以有各方面的解读。我认为，社会正在经历变动的这三十年，或许我们还无法对之做出很清晰的概括。解放后左的思潮所带来的文化后果，如今理所当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有人主张，过去的三十年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而我只能赞同，由于“现在”在自身中就具有特殊的延伸性，我们可宽或窄地理解这个延伸。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这期间出现了某些重要的新的思想趋向或端倪，和其他许多趋向和端倪相并列的一种趋向和端倪。然而我依然不大敢确定对过去一百多年中的大多数世代来说，就是这样的情形。因此，在那种意义，我依然对本文所提出的略显宏大的论旨持适当的保留。无论我们是否接受，基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来就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为取向的。那些睿智的解读应该避免仅仅出之于对当前研究成果的勾勒或者对人们偏好的各种方法的概览，因为无论如何，如果人们力求将目前情形——这个学科正经历伟大转型的时代，伟大的转型时代开始于对真理问题的重新讨论——下的某种单一的关切构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干”，或者，将对于研究过往而言存在的某一套单一的方法当作权威的方法来理解，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获得更切近的认识。 那些严肃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加以思考的人们总能发现，如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繁荣兴盛，超出了他们把握它的能力之外。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对于该学科的研究的综览，而今采取的是学术热点回顾的形式，每个热点处理的是与该学科整体相对分离的某个特定问题或次一级领域里的问题。而每年都有为数可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论文被生产出来，使得单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脱颖而出”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不但如此，任何统一的概念图式都不能将它加入其中：一些人在思考这样的事情，一些人在思考那样的事情；一些人期望做成这事，而一些人期望做成那事。 我想，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至少首先是以消除没有说出来的“凡是”——凡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东西一定是真理——话语为前提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历史真理性问题的。正如张一兵指出，当代(上世纪30年代之后)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存在着五大模式：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联学者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揆教授的模式。基本上他要说的就是：“这些模式只代表了各自理论思路中典型范式，而不是绝对的覆盖模型。因为，每一模式存在的具体形态是复杂多变的”。①他认为，找到这些解读模式的理论边界和特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本质要求。我认为，确立起一个理论的尺度，它对所有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人都共通，又对每一个立足于这种谈论的人也本己地区分开来，这固然可以到一份索引里面去找某些人的名字，就像有时候出于选择有限制性的研究线索考虑而去做的那样。但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必须首先认为这种选择又是具有开放性的。而且，如果有人到一份索引里面去找某些人的名字，他必须把这些人的名字的抽象统一与这些人的思想框架中的具体内容相对比，并观察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不应该常常像是直接从卡片索引里面编辑而成，陷入事先断定谁对谁错的那套话语。 因为，那套话语与当下人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而直截了当要做的事情没有关系。首先，从呈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景观来看，如果人们仍然陷入那套隐性的“凡是”话语，那么人们就做不了想做的事情；人们写的书就会不一样。我们立刻就会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不能够有所进展或者至少不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远。要知道，如今所实现的从原理出发的解释到从文本出发的解释的研究方式的转变，我倒愿意将其看做一种首次向新的范式突进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所创造，因而，其研究者才会经验到那套原初提供活力的“原理”，却存有太多近代西方哲学传统的牵绊。顾名思义，所谓“原理”，它意味着某些哲学问题比别的哲学问题更为基本，因此也更为恒定和重要。它将自己建立在一种无时间性的、永不变化的理性之上，或者至少假设理性(范畴)的形式属性不可改变。这正是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假设。我们感兴趣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导回到自己早已清算过的近代哲学立场，所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危机，恰恰表明了，如今，“原理”已经被人们开掘得太厉害，其中几乎所有的进展好像已被耗尽、已被人们尝试过了。并且人们因为原理的僵化而越来越反对它。不言而喻，这使后马克思主义者与那些坚执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氛围具有了某些相关的理由。而这也意味着单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否定和脱离就可以标识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轻蔑则是有着完全不同的理由，因为它是同对后马克思主义者背离马克思文本的轻蔑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如今有一些学者，他们全神贯注于文本作者的意图堕入意图论陷阱，则另当别论。他们虽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却不知其所以然或者缺乏了解最重要事情的迫切愿望。深谙此中错失的人，就不能再把文本的意图当作被驱动而本身不驱动任何东西的机器中的轮子一样的东西。其实，就认识论而言，关于文本的意图的存有，谈不上认识，也谈不上不认识。再则，从传播思想史的角度看，伟人的思想在人类思想传播上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其实是以颠覆这样一个观念为前提的，这个观念是：最好的诠释是忠实复制伟人内心怀抱的意图。时下，某些研究仅仅沉迷于文本的字数、版式或可靠性，却对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毫无兴趣，不正是由此而来？就其本性而论，只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保持着创新的魅力，它就会进入植根于感性活动的历史思维，回归那思维内容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中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仍然受到重视，但批判的思想家早已觉察，如今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层面“创新”的难度越来越大，除开那些鲜有意义的清除旧的概念语汇的工作之外，人们已很难或不愿顺着固化的概念体系和固执的套话去找问题，从而重蹈捡起经院派式的论点或再把马克思的“哲学变革”降格为某种“体系创新”之覆辙。这意味着，谁向可能被不断置放在眼前的大而僵化的原理范畴俯首，而不提出和研究与这种原理范畴背后的时代条件，不研究这种原理范畴是否与之相适应，不愿意为其创新而冒成为“局外人”的危险，谁就终只能像沉迷于神话领域那样沉迷于把提供活力的“原理”从生活事实中抽离出来，并可能危险地将其误置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