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08]07—0005—14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学术自不例外。在中国学术整体性的进步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其鲜明的现实性和思想性特点，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它在积极地回应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实现了相当大的突破和创新，并推动了整个现代中国哲学的进步。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年来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到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这一阶段主要是利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也包括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思想资源，反思“文革”所造成的沉重灾难，特别是对人的蔑视和戕害，试图走出对马克思主义极左的意识形态的理解；第二个阶段是自觉地全面地研读和重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的阶段，即通过“回到马克思”，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质，努力开显马克思哲学的各个方面和理论可能性；第三个阶段则是所谓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的研究蓬勃开展的阶段。在解读、借鉴和吸收马克思本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力求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对话和比较，虽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理上的自觉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评述，并在评述的基础上做出简要的总结。 先来看第一大阶段。 发生在30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既是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导，同时也带来了中国学界学术意识的觉醒和理论研究的长足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常识，但是这个“常识”首先被胡福明、吴江等学者提出并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国内几家大报发表①，当时却要克服重重阻力，引起举国上下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一方面固然说明这个常识性论点在当时中国所承载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在极左时期遭到了多么严重的扭曲和阉割，以至于积非成是，所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才在当时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发挥了拨乱反正的作用。真理标准讨论的学术水平虽然有限，但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作用却极其重大，它不仅成为中国思想启蒙和理论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更是中国现代历史转向新的阶段的标志。 其实，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前，中国思想界已经在酝酿着对于“文革”和极左路线的强烈不满和质疑。在学术上值得一提的是李泽厚依照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对康德哲学的评述和对“美”的问题的探讨，由于高扬了“人类的主体性”，在当时的学界特别是青年学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李泽厚在其《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再版修订时，除继续强调初版时的基本观点即实践作为使用、创造和更新工具的基本意义，物质生产是社会的根本和精神文化的基础之外，特别指出研究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精神世界”对于“精神建设”和“新人的塑造”的重要性，认为是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之一②。朱光潜先生在1980年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重新翻译，特别是将“主观”重译为“主体”并做出新的阐释，在学界也引起不小的反响。这一译文的订正，看似简单的文字更改，实质上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重大变化，通过人的实践的“主体性”这一维度，使马克思的哲学超越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特质凸显出来③。高扬人及其实践的主体性，反映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需要，有助于人们走出极左意识形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意蕴和精神实质得到开显。 真理标准讨论不仅明确了实践的主体性，它的思想“解冻”意义更是直接激发了人们对于“文革”十年浩劫的反思。这就是牵动着当时国人神经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文革”中的一个突出和普遍的现象，是对人道的蔑视、人性的否定和草菅人命。因而，对“文革”的批判，首先表现为在人性、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问题上的禁区的突破。由此必然涉及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人的异化的关系，由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大量论述人性、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问题，因而学界对马克思这一早期手稿的关注和由此展开的争论，迅速成为一个理论热点。 王若水在1979年第一期的《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上发表了《关于“异化”的概念》一文，并随后在《谈谈异化问题》中为“异化”下了一个较有影响的定义。围绕异化概念展开的争论主要表现为：有人认为异化是被马克思后来抛弃的抽象的概念；有人认为异化是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核心概念。事实上，尽管马克思后来确实较少使用这个术语，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抛弃了这个概念尤其是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思想。王若水曾就此分析道：“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法文本出版时，马克思把其中出现的四个‘异化’这一术语改掉了三个。胡乔木曾经用这件事来说明马克思抛弃了异化概念。那么，马克思为何不把四个全改掉？又为何以后的德文版没有做相应的修改？其实，我认为马克思不过是担心法国读者对这个德国哲学的概念感到生僻而已。他在给法文出版商拉沙特尔的信上说，他担心法国人会一开始就读不下去而气馁。”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