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场学：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问题的哲学范式 哲学范式总是时代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问题、进而提出出场学范式首先基于一个时代性挑战。“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1993年，《哈姆莱特》的这一句戏词，被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用来指认一个并非完全没有戏剧性效果的“历史事实”：在旧工业化与资本全球化时代出场的马克思主义，遭遇新全球化时代，导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美国新全球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战争，生态主义和绿色政治，知识经济和消费社会，反思现代性与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族性政治与文明冲突等等，使马克思主义当代性和在场性受到严重挑战，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被边缘化，甚至遭遇当代退场的危险。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福山狂热的话语中，似乎“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①如何在一个“脱节的时代”重新回答“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准确指认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语境，深刻反思当代问题谱系和理论前沿，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就成为全球左派学者深切关注的时代聚焦点。在批判苏联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模式、深度反思苏东剧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出现了一大批新的思想设计，从德里达对马克思遗产“幽灵复活”路径的“幽灵学设计”，到詹姆逊以“意识形态批判”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为核心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想到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符号学解读”到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与新历史唯物主义”；从大卫·格里芬对“美帝国”的重新批判到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形形色色的“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等等。人们批判地反思苏联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教条主义理解方式；深刻思索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在场的可能性，及其当代出场路径和在场方式问题，这就需要一个完整的理论研究方法，对什么是“出场”以及马克思主义“如何出场”的问题做出科学系统的解答，由此必然召唤出场学视域。从历史语境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始终看做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进而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历史逻辑，这一思维方式，就是出场学视域。 其次，出场学视域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出场方式的深刻反思和“研究的方法论自觉”的产物。30年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不断重新出场、与时俱进的过程。随着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等“改变世界”实践主题的不断转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化进程中的出场不仅“与时俱进”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也唤醒了学界的“方法论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中国学界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不仅包括破除一系列教条主义的观点和结论，而且包括转换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与研究视域。“与时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按照库恩的见解，“范式”就是一种视野、规范、规则和方法论，它是一种见解、观点和理论的根基与灵魂。相对于理论结论或见解的变革而言，范式的变革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变革。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可以带动整个理论视域、理论形态的变革与创新。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的教科书改革、文本学—文献学研究、与中西哲学的对话、问题的反思等研究范式，深刻破除了苏联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僵化的理解方式，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深化与发展。但是，客观地评价这些研究范式，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某些领域、方面、路径的创新而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相互间还存在着矛盾，带有一个时期的历史痕迹，还没有达到“与时俱进”研究范式的应有的总体高度。 “教科书改革”应当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起步最早、成效显著的研究范式。它在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新理解、新运用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是，这一范式的最大缺陷就是容易“非历史”地对待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容易造成对“原理”的僵化理解。此外，“原理体系＋事例”的叙述方式也不断遭人诟病。因此，为了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思想的发展，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学者批判以往教科书“非法(非历史)”引用文本的方法，主张从历史发生的角度，从文本学与文献学范式去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进而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②正如这一范式的提出者所说的：为了今天的理论创新必须“首先廓清理论的地平线”，以时代的视野去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原初语境。在它的视野中，马克思的文本不是“现成在手”而是需要“重新上手”和“重新打开”；对马克思哲学原初语境的分析是一种渐次展开的“历史现象学”。这一阐释范式借助于当代解释学方法，取得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成果。但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不可能仅仅通过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考订与解读、仅仅通过文本学一文献学研究来达到。我一直认为，马克思的文本思想形态对出场语境与出场路径具有深度的依赖性，因而是历史的出场形态。要科学深刻理解马克思文本思想，必须要穿越文本，深入其背后去把握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文本形态的关联。此外，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意义，需要获得一种时代的视野，而时代视野来源于当代实践与当代对话。与当代西方思想积极展开深入的对话，于是成为一种新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当代性与在场性的研究范式。本着“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和“让马克思走入当代”的基本判断，这一范式的倡导者认为：通过与当代西方一系列思想的对话，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在场性才能够彰显。③的确，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对话既是打磨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锋的砺石，更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汲取一切优秀思想成果实现与时俱进的重要路径，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路径之一。但是，对话需要历史的底板、时代的基础和实践的尺度。否则，对话就失去了时代真理的标准。从历史实践这一语境出发去理解对话和评判对话，建立与时俱进的理解范式，这就重新呼唤出场学研究。以“问题反思”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同样需要出场学视域。这一范式涉及两个基本层面的相互关系：一是“问题中的哲学”，就是将时代实践问题转换为哲学问题；二是“哲学中的问题”，就是考察哲学的问题意识，看哲学如何反映、把握时代问题，并在哲学中加以解答。两者的结合，就是时代实践与哲学的与时俱进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如何从历史语境出发去看待问题与哲学的关系。这一研究，不能不使我们面对出场学。因此，出场学视域就是在总体上与时俱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也是其他研究范式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的必然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