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生态学语境下的马克思哲学

——《马克思的生态学》的旧唯物主义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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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祥记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哲学动态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8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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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8)05-0057-08

      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把当今的生态学困境本质地归结为哲学基础的危机,并试图通过在哲学本体论的根基处重新诠释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境域,呈现马克思哲学的生态学维度,以此导引陷于困境的生态学运动。该书因之在生态学与马克思哲学诠释学的双重领域,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学》对于生态学困境与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性,并非由于其在浩如烟海的马克思文献中挖掘出了一些具有生态学色彩的只言片语,而是因为它的理论切入点完全发生于作为哲学根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马克思的生态学》所带给人们的意义与启迪,也并非由于它在哲学的根基处所取得的理论进展,而是因为它历史地呈现出来的理论界限。当福斯特在哲学的根基处指证着当代生态学的本质困境时,他意识到了重新诠释马克思哲学本质境域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当他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于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综合,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诉诸“通过生产”所发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新陈代谢”①的物质变换关系时,在这里出现的乃是福斯特对于把握马克思哲学之存在论基础的无能为力②。

      一 当代生态学困境的哲学本质

      福斯特敏锐地看到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在理论根基处的虚妄性——作为“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争,它们“仅仅是对诸如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间的对立这样古老的二元论的重新阐述”③。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在作为生态学运动之哲学根基处所发生的切中理论要害的洞见。

      在福斯特看来,尽管围绕这类争论已经取得了无数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里永远存在的二元论观念往往妨碍了知识和有意义的实践的真正发展。实际上,这种观念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而在很多方面,这种观念正是上述问题的根源。”④因而,只要生态学的理论与实践诉求依然在根基上滞留于人类与自然的“二分法”,那么,不论是作为“生态中心主义”之新的理论变形的感伤主义的“生态伦理学”,还是作为“人类中心主义”之新的表达形式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或“谨慎的建构主义”,都不过是“一种在圆圈内无休止地做圆周运动的倾向”,而其必然的理论天命则是“所有的分析又回到了起点,这对于解决真正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起不到任何作用。”⑤

      在生态伦理学中,当“生态问题首先而且最主要地被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的时候,“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马克思称之为‘新陈代谢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也因此被完全忽略了”⑥。福斯特明确指出:“从一贯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问题——实际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在生物圈中存在的、真实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并无裨益……。仅仅关注生态价值的各种做法,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讲,就像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灵论,都无益于理解这些复杂的关系。”在此,福斯特借用马克思的说法,指出了本质性的出路:“与所有这些‘从天国降到人间’的观念相反,必须‘从人间升到天国’。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精神概念,包括我们与现实的精神联系,是如何与我们的物质的、现实的状况联系在一起的。”⑦所谓精神概念是如何与我们的物质的、现实的状况联系在一起,不过是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此,福斯特明确地把当今生态学的本质困境明确归结为:“其实,真正存在争论的问题是唯物主义对待自然和人类存在的方式的全部历史。”⑧

      应当指出:福斯特把生态学的困境归结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二元论”困境,并要求在哲学的根基处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这一见地乃是切中要害并发人深省的;当他把对人与自然之本质关系的反思历史地追溯到马克思,追溯到贯穿于马克思一生思想历程中的对“来源于人类劳动的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交换”⑨之思考的时候,他也为合理地解脱生态学困境开启了一条本质重要的探索路经,即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根基处,马克思所达至的哲学革命的本质何在。

      二 福斯特对马克思哲学境域的双重误读

      在福斯特看来,当代生态学的困境“说明了一种生态的唯物主义或一种辩证的自然历史观的必要性”,而马克思主义“对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巨大的潜在优势”⑩,马克思的“物质实践”观——“我们应该通过行动,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物质实践来改变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并超越我们与自然界的异化”——已经“创造出我们自己独特的人类一自然的关系”(11)。那么,马克思对人类一自然关系之诠释的独特性何在以及它何以构成解脱生态学困境之本质根据呢?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福斯特在恰当地切中问题之要害的同时却完全无力解决问题:他在马克思开启全新哲学境域的根基处徘徊一番之后,却又决定性地发生了最严重的理论退却——以实践唯物主义之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把马克思哲学诠释成了一个新旧唯物主义的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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