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4-0017-07 一 批判是一种否定的理性。正是在批判中，人们摆脱了事物当下、表面的束缚，引向改变了的、更新更深刻的可能性空间。就一个群体而言，批判是人们活力、创新、超越之源。就整个人类而言，批判是其历史演化的重要动力机制。当然，从苏格拉底以“牛虻”自喻开始，批判就成为哲学、哲学家的代名词或图腾。近代的启蒙运动则唤醒了民众怀疑、批判的勇气，批判及其能力成为主体性的重要表征，公开地进行批判的自由也逐渐成为公民普遍的权利。公众的批判汇集在一起，既超越了各自的私人领域，也区别于公共权力（国家），形成了所谓公众舆论。哈贝马斯明确地把起于17、18世纪欧洲的公众舆论定义为“有判断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1](P108)在霍布斯、洛克、卢梭看来，舆论与良心等同，公众舆论的法则等同或代替了哲学的批判法则。康德甚至认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共识具有检验真理的实际功能。 正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发育和传媒的日益发达，以批判为己任的公众舆论奠基了所谓现代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人们通过公共媒体展现自己的观点，彼此交换意见，从而形成对一些问题的质疑、批判或共识。理想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公开批判空间。批判性是公共领域的精髓。公共领域的批判当然指向公共权力，虽然通过批判话语形成的“交往权力不能取缔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1](P28)但是，成熟的公共领域能以批判的方式监督公共权力的运用，并把社会的需要成功地传达给国家。而成熟的国家、政府也应该将公共领域视为自己反思性监控体系的重要甚至是核心部分，从中吸取营养，及时把公众、社会的需要上升为国家意志，对自己的方针、政策进行适时修正。惟此，现代统治阶级才能持续确保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公共领域的批判也指向社会，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文化批判（也包括对公共领域自身的反思、批判），对舆论导向、社会风尚、个体趣味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对于社会而言，这种批判具有启蒙教化的功效，也是开掘生活的多元可能性，避免“单向度”生存的保障。总的来说，无论是对公共权力的批判，还是社会私人领域的批判，就像阿伦特所理解的那样，这既是个体展现、实现自我认同的需要，也是集体永续共存的需要。吉登斯则把自觉运用反思、批判，将反思、批判体制化的现代性阶段称为反思性现代性阶段。我们甚至可以说，批判是当代社会在宗教、政治意识形态之后的世俗救赎。 社会自由的增进、公民能力的提高和大众传媒的兴盛使得当代社会的批判十分发达、蔚为壮观，甚至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现时代的批判更多、更广泛。在多元、差异性的生活中，论争、批判似乎成为了一种时代风格。不过，当代公共领域的批判却面临着两个相互“辉映”的问题：一方面，在众声喧哗中实质性的批判有萎缩、淡出的迹象，文化批判的公众(the public)正逐渐演变为文化消费的大众(the mass)；另一方面，依然保存的，甚至是很红火的批判自身成了一种消费品，也就是说，在众多消费中，新增了一种消费——批判——作为消费的批判。就批判的超越性而言，批判具有生产的性质——当然是就精神生产而言，其“生产”的形式主要是理性的，其“生产”的目的主要在于真理。但是，在现时代，批判及其活动本身已经被对象化，成为一种满足主体需要的特殊活动。这种满足是一种“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也就是消费。在当代中国，公共领域还处于吁求、发育的阶段，远未成熟。就像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各个方面一样，公共领域也共时态地呈现着现代化历时态的问题。在公共领域刚刚诞生，公众批判还远未得以展现其历史力量的时候，就面临着异化为一种消费的危险。这不能不让人警觉和深思。 归结起来，当代公共领域的批判逐渐消费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批判的休闲化。与本真批判的理性形式、真理目的不同，在“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2](P20)的现代社会，批判活动正渐化为感性的形式和审美、娱乐的目的。批判活动成为对我们的休闲快乐极有益的众多活动中的一种。至为激烈、深刻的批判活动也可能吸引很多人的参与，但不少人只是将之理解为“视听盛宴”、“精神桑拿”，效果就是“很爽”。参与者可能颔首于批判中某些真理性的洞见，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真理”是外在性的，他们并不打算在世界观或行为上因之有所改变。对于现代社会的大众来说，批判、真理不是不重要，而是发笑、快乐更重要。哈贝马斯曾经忧心忡忡地指出，为了迎合大众的休闲诉求，“新闻和报道，甚至编者评论，都以休闲文学的行头粉饰起来”。[1](P196)其实，许多批判者自身何尝不是日益将批判理解为一种可以带来愉悦的休闲！更进一步的是，当人们对“批判的武器”的鉴赏的边际效益递减之时，就会渴望着“武器的批判”。换言之，如果说现时代的大众对批判活动做了休闲、审美化的处理，那么现在还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还形成了一种暴力美学的心理渴望机制——从纯粹娱乐的角度渴望一种极端的对抗。这样，极端、出位就成为一种可以带来审美或娱乐剩余价值的资本。就批判活动而言，越是激烈的论辩对抗越是具有观赏、休闲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