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范式：从移植借鉴走向自我创新 在我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是徐崇温先生开始的。徐崇温先生曾经谈到自己采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主要是融合了法国学者梅劳—庞蒂《辩证法的历险》(1955)和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中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和使用成果，从流派上接受了佩里·安德森囊括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做法，在评价上采纳了梅劳—庞蒂从思想路线上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列宁主义的对立面的做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是从西方学者那里借鉴过来的，并进行了改造，特别是强调坚持从思想立场的区分来开展研究，他坚持不能只是一味客观介绍，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分析和评论的立场，尽管对具体代表人物的看法可以不一致。当时乃至在过去3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中，我们大多数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所用的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与徐崇温先生的做法不同，在以往的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还有少数人移植了西方学者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把以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囊括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之中。持这种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当年主要是杜章智先生。“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其实是对美国学者罗伯特·戈尔曼的研究范式的移植，正是罗伯特·戈尔曼主编了《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才最终使“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传播开来。 在我国以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曾经以徐崇温先生为一方，以杜章智先生为另一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移植借鉴的研究范式不同，使得他们对许多问题持不同看法。 经过大约三代左右学人30年来的努力，国家对这个研究领域和学科的性质有了清楚的认识，科学地界定它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一级学科中的5个二级学科之一，它与其他4个二级学科相辅相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确立，是我国社会科学自我创新的结果，这是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谈到这个学科的重要性，应该说它既是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承担着为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资源的重任，同时，它也是当代中国继续改革开放事业的需要，承担着为当代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宏观的决策参考的重任。谈到这个学科的合理性，可以讲，由于采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研究范式，以往争论中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难以处理的问题，如今都比较能够得到合理解决。 研究对象：从分散和以哲学为主走向综合和多分支学科齐头并进 在我国以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由于最早采取的是徐崇温先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而在欧美国家被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一些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而后来出现了另一种研究范式，即“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由于这一研究范式的采纳者也主要是哲学研究工作者。因此，30年前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哲学研究，是作为一种哲学流派或思潮来介绍和评论的。 在研究者的努力下，以往所开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这些领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来都是分散进行、各自为战的。根本看不出，这些同时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相互之间有些什么关系，其研究的对象之间有些什么关系。如果套用经典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者是一个完全不可分的统一体，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那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二级学科，其中到底有哪些思想和内容是重大而又有联系的呢？这需要我们在以往30年研究的基础上，去进行重新探索和思考。 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得到国家的正式确立和认可，国内从事于这个领域的研究队伍应该理顺和重新统一起来了，分支学科应该明确和联系起来了，各分支学科的齐头并进和走向综合，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 学科定位与对待方针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设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独立二级学科，这表明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需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善和补充。同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确立，是我国社会科学自我创新的结果。这个学科的最大中国特色在于，它是中国独有的，是中国人以当代中国的视角、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很难找到的。 因此，不管愿不愿意，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首先面临着指导思想的问题。说白了，我们是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来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些已经被认同为真理性的理论结论，必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东西，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