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3-0059-07 如今，在形形色色的“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哲学正遭受着种种曲解和侵凌。海德格尔的下述论断使马克思哲学的正当性问题变得尤为急迫：马克思哲学属于形而上学[1]；“由于形而上学作为形而上学乃是本真的虚无主义”[2](P973)，顺理成章地，“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1]。吴晓明先生①勇敢地迎接了这一挑战。撇开枝节问题，吴先生的基本论证逻辑可概括为下述三段式：“意识的内在性构成近代以来全部形而上学的主导原则和基本建制”[3](P177)；马克思哲学“彻底贯穿并瓦解了意识的内在性”[3](P181)；因此，马克思哲学表明“全部形而上学的终结”[4](P101)。有关马克思哲学“达到虚无主义极致”的指责自然失去根据。笔者基本认同吴先生的结论，而对于“大前提”与“小前提”却不敢苟同。本文试图表明，把“意识的内在性”作为近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源于海德格尔对“意识内在性”的误识；马克思哲学所“贯穿并瓦解”的并非“意识的内在性”，而是意识的盲目独断性；“意识的内在性”——如果被正确理解的话——是马克思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持守“内在意识”现象不仅不会陷入近现代形而上学，反倒有助于从根本上克服当代虚无主义。 一、“意识的内在性”是近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吗？ 吴先生坦言，“意识的内在性”是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5](P361)，具体讲，是“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下文简称“讨论班”)中的说法。这个讨论班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举行，标明这个时间并非多余，因为在30年代，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著名的“返转”(Kehre)，即由“此在”→“存在”路向返转为“存在”→“此在”路向。“返转”之后，他也批评自己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的前期思想“有违自身的意愿而进入那种危险之中，即：只是重新成为一种对主体性的巩固”[2](P825)。“讨论班”中对“主体性”的批判，包括对马克思“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思想的批判，可以看作晚期海德格尔对自己前期思想的批判。之所以批判主体性哲学，是因为它将“人”作为存在的中心，其他存在者被人所宰制，从而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特别考虑到近现代以来人类增强的感性-享乐化倾向，把自然物作为人自身无限膨胀的感性欲求对象，把自然界作为“能量库”，从而一方面引发了自然物及自然界的存在危机，另一方面也使人自身流离失所。 海德格尔之“返转”是要使人返回到原初的“家园”，即“天-地-神-人”的“四方体”，其中每一方与其他三方都进行着相互映射的游戏，在这种互射游戏中，天、地、神、人、物各成其为自身，物得以安顿，人得以“诗意地安居”。不消说，海德格尔的思想是深刻的，境界是高远的。问题是，其境界是否过于高远，以至于在其中人变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有些飘飘欲仙了？罗森便如是看：“海德格尔的‘返回’过于极端，因为这种返回引导我们退回到一种处于我们历史之外的时间中，并……建议我们做出一种不同的决断，这种决断如此不同，乃至于只有在我们将自己连根拔起之后方能做出。”[6](P196)谨慎的施特劳斯所断言的“海德格尔从未相信过伦理学之可能性”[7](P123)要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问题是，返转后的海德格尔为何要刻意地目中无“人”？除了担心重又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外，海德格尔认为“人”在近现代已经被一套固定的解释模式所框定。人就是主体，与主体相对的是客体或对象，“对象是通过表象被构成的。而表象在自己面前对设对象，以至对象绝不可能首先由自身而在场”[1]。这又通向“人类中心主义”，只不过所突出的是人的“表象”和“设定”，即人的意识活动。 在海德格尔看来，意识或“我思”一方面是一个封闭的领域，“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1]；另一方面，“我思”会按照“我”来思对象，因而会把异质的对象同质化。如此看来，封闭或内在的意识，即“意识的内在性”理所当然成为近现代形而上学的根源，因为近现代形而上学无非是以人的某种特性——诸如“感觉”、“反思”、“自身意识”、“情感”、“意志”等——来表象其他存在者和存在。要摆脱近现代形而上学，也就理应从贯穿并瓦解意识的内在性开始。海德格尔用以贯穿意识内在性的是此-在(Da-sein)，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此-在与《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Dasein)”不同，后者主要指人，而前者是“此向着悠远敞开的在”(das-Da-der-offenen-Weite-sein)。这种此-在表达了“在……之外……存在”，它守护着一种“在外”。由此可见，在海德格尔这里，意识与此-在、内在与外在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它们不能同时作为根基，毋宁说，“意识根植于此-在之中”[1]。这就是说，意识本是“无根”的。 海德格尔瓦解意识内在性显然主要针对的是其师胡塞尔，也正是胡塞尔把意识哲学发挥到极端。蹊跷的是，这两位师徒的思想起点竟然是同一位思想家——布伦塔诺。不过海德格尔还是强行作出了区分，他强调：“胡塞尔的哲学出发点是布伦塔诺，《出自经验立场的心灵学》(下文简称《心灵学》)的作者。我自己的出发点……是同一个布伦塔诺，但并非以上著作；我的起点毋宁说是《按照亚里士多德论‘存在’的多重涵义》……我的布伦塔诺，海德格尔微笑着说，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布伦塔诺！”[1]问题是，布伦塔诺的上述两部著作真能如其所愿体现出“希腊思想与经院近代思想的差别”吗？特别考虑到写作《按照亚里士多德论‘存在’的多重涵义》作者仅仅是二十出头的博士候选人，而《心灵学》的作者已近不惑之年；且布伦塔诺在思想上对亚里士多德的依傍与眷恋终生不辍。布伦塔诺虽然晚年转向“实在论”(Reism)，但这种转变还是以《心灵学》为基础的。我们将看到，海德格尔不遗余力地贯穿和瓦解意识的内在性与他对《心灵学》思想精髓之错失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