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08)03-0022-07 周世兴和杨楹两教授合写的长文《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研究中的若干谬见》(载《现代哲学》2007年第6期(本刊编者注：另见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08年第2期)，以下简称《谬见》)，从拙作《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别》(载《现代哲学》2007年第3期)中归纳出五大所谓“谬见”加以驳斥。拜读之后，发现这种商榷实则难以经得起认真推敲。为了进一步澄清有关问题，笔者愿意本着学术争鸣的精神和原则，就《谬见》提出的责难做出初步回应，以就教于商榷者和其他学者。 笔者同《谬见》作者的分歧之一，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的态度是否不一致。笔者认为，马克思基于新哲学立场对费尔巴哈有原则性的保留，恩格斯则无条件地推崇费尔巴哈。《谬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待费尔巴哈的态度上不存在什么值得重视的差别。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其实，马克思从最初接触费尔巴哈思想起，就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性保留，至少在致卢格的信(1843年3月13日)中出现过。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从来就不曾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毋庸置疑，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来说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没有费尔巴哈的启示，很难设想马克思能够完成对于思辨哲学的超越，但同时又必须承认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思想上的距离。 早在1843年，马克思即已明确指出：“本质的真正二元论是没有的”[1](P356)。在实践这一原初性范畴基础上寻求合题的取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初见端倪：“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指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引者注)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2](P88)。显然，这为稍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地清算费尔巴哈奠定了理论基调。应该公正地说，恩格斯对二元论也曾表示过不满[1](P658)，但在《神圣家族》中却认为这个对立已“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3](P120)。既然如此，恩格斯就不可能把克服这种对立作为自己的哲学任务。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批判了“实践派”和“理论派”两种倾向。麦克莱伦认为，如果“理论派”主要在指布鲁诺·鲍威尔哲学倾向的话，那么“实践派”“在某些方面使人想到费尔巴哈的观点”[4](P83)。而布鲁诺维奇则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在批评“实践派”时所说的那种主张“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5](P8)的人，“无疑指的就是费尔巴哈”[6](P562)。从马克思的论述看，这个判断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实践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或者甚至以为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5](P8)。这同马克思后来在《提纲》和《形态》中批评费尔巴哈时所采取的哲学姿态完全吻合。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后来在生活样态上的截然不同——一个在乡下隐居，一个则积极参与实际斗争，也进一步印证了两人在哲学信念上的距离和分歧。 在1844年夏秋作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同费尔巴哈的观点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马克思是针对费尔巴哈所作的批评，但他们之间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有不可忽略不计的分野则十分明显。马克思写道：“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2](P170)。虽然费尔巴哈有时也提及人的社会性，但却未曾把它同人的实践联系起来考察。马克思所谓的“人积极地实现其本质”或“人积极地实现其存在”，实际上已经触及实践同人的本质及人的存在之间的本然的联系了。这是他真正超越费尔巴哈的地方。这种分野自然地体现在稍后写成的《神圣家族》一书中。按照恩格斯后来的判断，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即已开始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去代替费尔巴哈那种“对抽象的人的崇拜”。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即已开始从哲学意义上关注人的在场性问题，如他特别强调那种与人的存在无关的、抽象的和孤立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与人的存在无关)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而把“人的劳动”作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 “诞生的过程”[2](P92)。再如，马克思强调“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2](P92)； “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2](P84)。这些难道不是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滥觞吗？显然，实践之终极原初性的思想之萌芽在这里已在孕育当中了。 费尔巴哈之所以在历史领域不能成为唯物主义者，归根到底是因为离开了人的“感性活动”这一原初基础，而拘泥于“感性对象”。作为《神圣家族》作者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发现费尔巴哈思想的局限性，就在于他已意识到费尔巴哈转型的致命缺陷。但这一点在恩格斯的论述中并未显现出来。事实上，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中，马克思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5](P9)。这显然在基本精神上是同马克思后来在《神圣家族》中所说的“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P152)是一脉相承的，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谓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57)，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谓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5](P75)，也都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些论述的基本主题，无非就是强调实践的优先性和至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