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球化，哈维从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理论的视角这样来描述：“全球化可以被视作一个过程、一项条件或者一个特定的政治规划。”“它创建了独特的地理景观，一个由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和领土组织构成的人造空间，这促进了它在一个历史阶段期间的资本积累，但结果仅仅是必须被摧毁并被重塑，从而为下一个阶段更进一步的积累让路。所以，如果说‘全球化’这个词表示任何有关近期历史地理的东西，那它则最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一完全相同的基本过程的一个新的阶段。”①从这个意义上，对全球化的反思，就离不开对资本在全球时代的积累方式及其空间政治的思考，这构成了哈维学术的核心主题。 从福特制到弹性生产 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生产范式来揭示资本展开过程所导致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哈维的讨论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思想，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为理论入口。在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的危机酝酿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一方面，福特主义所激发的生产力的增长，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资源危机和资本危机；另一方面，当年的石油危机导致了所有经济部门必须通过技术和体制变革来寻找能源节约的出路，这就导致了资本空间布局的改变，即由福特主义的大规模集中生产向世界各地的分布。应对这种危机就必须探索新的生产方式，弹性生产方式就是在这种情境中产生的。西方由此进入到后福特社会。② 按照哈维的论述，弹性生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福特主义时代的全日制劳动人员，转向了以非全日的、不定期的、固定条件的合同工作人员以及临时的、转包合同的和公共津贴资助的受训人员，劳动力市场的这一转变是同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这种弹性工作方式越来越具有发展的空间。第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变。伴随着工业结构的变化，最根本的是已经增加了的转包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传统的家庭劳动、手工业劳动得以生长起来，这也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相趋同的倾向。这种变化直接侵入到阶级意识的形成中，“阶级意识再也不是起源于劳资之间直接的阶级关系，并朝着更加混乱得多的家族间冲突的范围、在家族中或在有等级秩序之社会关系的类似帮派的体制中争夺权力的方向发展。”③而家庭劳动体制的恢复使妇女劳动力代替其他劳动力的机会更多。第三，上述转变导致了经济空间的变化，即区域经济已经开始压倒规模经济，这是小批量生产的结果。与大公司相比，专业化和灵活的设备削弱了规模经济的冲击力，但更善于掌握微观市场的细节变化，并迅速做出反应。“小批量生产和转包肯定具有绕过福特主义体制的刻板、满足更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包括快速变化的需求的优点。”④第四，在文化上，灵活积累在消费方面更加密切地关注快速变化的时尚，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和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转变，追求时尚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规定。“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切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的特质，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⑤ 弹性生产方式的产生，使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发生了变化。在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建构一个工厂帝国，是解决生产无政府状态的重要条件。但帝国化的工厂会导致固定资本越来越大，利润率也就随之下降，而在弹性生产方式中，资本主义通过分散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和消费者市场，形成了地理上流动且回应灵活的更加紧密的组织，与这种劳动组织相应的，就是大量机构上的、产品方面的和技术上的创新。更加紧密的组织和正在剧减的集中化事实上是通过两方面最重要的平行发展取得的。正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首先，准确的和最新的信息现在成了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商品。接近和控制信息，加以及时分析数据的强大能力，已经成了集中协调广泛的企业利益的根本。对汇率、时尚、趣味和竞争者动向的变化作出及时回应的能力，对于企业的生存来说比在福特主义之下更加具有实质性。”⑥其次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彻底重组和金融调整极大强化了全球势力的出现。“又一次有了一场双重的运动，一方面是朝着金融集团的形成和惊人的全球势力的经纪人的形成发展；另一方面是金融活动的迅速激增和分散以及通过创造全新的金融工具和市场而进行的流动。”⑦这种金融体制给了银行等更多的自主权，而且意味着向与国家相对的金融资本的授权转变，加上集装箱化、大型喷气式飞机货物运输和卫星通信，它们使生产和设计指令能及时地发送到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也正是在这一资本重组过程中，产生了资本的全球化。 资本的空间规划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在《资本论》及相应的手稿中，对资本的时间与空间问题进行过较为丰富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涉及生产与流通过程，而且涉及资本在地理空间上的规划，应该说，马克思的讨论构成了哈维讨论的基础。 在我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与时空规划问题可以综合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剩余价值的获得离不开对时间—空间的规划，特别是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与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在关于剩余价值的讨论中，马克思首先讨论的是绝对剩余价值的获得问题，在绝对剩余价值的获得中，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是唯一的方法。将时间作为价值来规划，这表明了时间本身并非就是与人无关的容器，特别是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时间本身都打上了人类实践的特征，而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时间本身就是资本规划的重要内容。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形式就是相对剩余价值，而在相对剩余价值的取得中，时间与空间同时被置于资本逻辑的规划之中。马克思在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中，集中讨论了从协作、分工、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程，这些都是生产结合方式与技术模式的改变，而在这些改变中，除了时间的维度规划之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时间与空间之间的转换关系，当空间规划较为合理时，也就同时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比如在讨论到协作时，马克思这样说：“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⑧协作本身就是一种空间规划，当这种规划与分工的发展相结合并形成工场手工业时，空间结合本身的优势就直接体现出来。这种优势在于，工人不仅可以减少工作过程中由于距离而消耗的时间，而且可以降低不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正是这种空间的结合，才能更好地形成资本在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时间的连续性。比如马克思在讨论到机器时说：“结合工作机所完成的整个过程越是连续不断，即原料从整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转变到最后阶段的中断越少，从而，原料越是不靠人手而靠机器本身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结合工作机就越完善。如果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特殊过程的分离是一个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则，那么相反，在发达的工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连续性。”⑨在我看来，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通过这种空间规划建构出来的不仅是体现为有形资本的空间结合，而且还建构出另一种空间，即社会空间，或者说，当资本逻辑展开时，原初意义上的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