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08]02-0016-09 一、体制哲学与哲学体制 哲学具有反思和批判两大品格，不仅包括对人类活动及其后果的反思与批判，还包括对哲学本身的反思与批判。1978年由真理标准问题所引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哲学繁荣发展的序幕。针对“两个凡是”，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推进了哲学研究的深度，更主要的是确立了一种“实践论的哲学思维方式”。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上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程度，其复杂性在于：(1)以谁的实践作为标准，这直接决定着检验标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合目的性必须以合规律性为前提，必须给“正当性”问题以足够的理论地位。(2)以实践的什么作为标准，直接决定着实践标准的有效性问题。以实践动机和实践过程为标准，还是以实践手段和实践结果作为标准，其检验实践效果的有效性是很不相同的。实践标准的复杂性推动着人们去探究比实践标准更为根本的问题，于是便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后期的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这时，马克思哲学才真正地、全面地进入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因为此前我们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来研究问题的。但关于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的异化问题的讨论却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一些学者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具体地说是以马克思用以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现象的概念、范畴和话语去指涉当下的政治生活，以致引发了政治干预学术讨论的后果。可以说，当时的体制尚不具备足够的宽容，以保证学术讨论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学术自由当以不伤害现行体制的正常运行为限。但中国哲学研究毕竟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它会在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讨论“纯粹的”哲学问题。在理论上，判别异化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在异化条件下，劳动者非但没有得到自己意欲得到的东西，反而得到了不愿意得到的东西。那么这个意欲得到而未能得到的东西如何用哲学范畴去表述呢？于是一个不同于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哲学概念便应运而生，这就是“价值”。有学者指出，价值是与真理相对应的概念，它们共同构成实践与认识这两种形式的内容，而主体与客体则是这些形式与内容的物质承担者。如果说，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重要的学术成果是确定了实践论的思维方式，那么价值哲学或主体哲学的确立则极大推进了实践论思维方式的拓展，因为只有把主体性和价值作为研究人的认识与实践才能从根本上理解人、人的活动以及人的活动的结果。1985年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1987年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研究》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实质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要阶段。关于价值论研究的原创性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1991年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冯平的《评价论》、马俊峰的《价值评价论》、陈新汉的《社会评价论》是这些研究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在一定意义上，实践论和价值论研究的初创与推进，是在研究马克思哲学过程中开创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与此不同，尚有另外一种研究范式，这就是接近、走近和走进马克思哲学。其意图在于还原马克思哲学本身，这种研究范式即便在今天还在继续着，可以说，这对于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然而，21世纪初始以来，马克思哲学、进一步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陷入困境。主要表现在，无论是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还是实践论和价值哲学的讨论面对中国建立市场社会近30年的社会实践，面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根本性、基础性和全局性问题，似乎难有重大作为。一方面，依照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概念、话语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当下的生活实践，因为市场社会的结构、制度、规则远不同于计划体制下的社会；另一方面，人们急于从马克思哲学那里找到解读这些重大社会问题的理论、概念、话语，然而，答案却远非那样简单而明了，它要求我们重新研读马克思的哲学作品。但这种重新解读不能只是着眼于马克思究竟言说了什么，还要发掘马克思为何如此言说，进言之，不但要发现马克思的思想逻辑，还要发现马克思的思想所立于其上的市场社会的历史逻辑。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是我们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必须重视的两个维度。为着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日益复杂化的问题与困境，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价值诉求。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改善哲学研究状况的一种努力。 考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实动机构成了我们理解这种努力的一个前提性工作，只有明了我们为何这样做才能清楚我们如何这样做。构成前提性工作的考问由以下几个问题组成。(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略显费解的命题，因为依照惯常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已经是被中国化了的哲学形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名义出现的哲学可能不只中国式的一种，尚有其他形态的，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态的，但为我们所理解、认同和接受的一定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自己的哲学形态又缘何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呢？这便是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动议的关键所在。(2)直接动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直接动因可能在于政治的需要，而不在于学术。但必须指出，一种哲学之能够被转变成用以支撑一个国家或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乃是哲学实现其价值的重要方式，我们不可以一味地认为，哲学一经变成某种意识形态便丧失了它的生命力，相反，它恰是借着政党或政府的力量而使自己被广泛接受了。在此意义之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意味着，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具有足够解释能力、指导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这种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一定与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别，但有别不是抛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使之焕发新的青春。如果可以不甚严密地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心路历程，可把这一心路历程描述为三个阶段：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和发展时期。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主题、命题、话语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人们总是植根于生活之上，从社会实践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相反，用已有的哲学原则和命题去剪裁生活实践。实践证明，我们每每用固定不变的教条去剪裁生活实践的时候，不但损害了实践也损害了哲学。政治意义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价值诉求，要求哲学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依照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要求，找寻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作为发展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新的要求，这就是，政治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保持最大的相融性。(3)根本动机。今日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与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要求根本不同，尽管历史使命一致，但作为发展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有了全新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根本动机。在科学研究的意义上，哲学固然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但逻辑的历史总是植根于历史的逻辑之上。只是哲学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不那样亦步亦趋而已。因此，在现代化、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彰显然而又充满悖论的背景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失语意味着，面对如火如荼的社会生活实践，要么无言以对，要么自言自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愈益失去它的公共性，逐渐成为少数固守者的私人物品，因此无论从政治发展的需要考虑，还是从哲学的历史使命着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必然性要求。当然，作为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绝不是纯形而上学式的讨论，尽管哲学素养的训练是必要的，但就哲学的真实使命言之，它必须解释并体现时代精神。(4)时代精神的声音。无论是政治形态还是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不是某个人、某个机构的私人事项，相反，个人与组织都不过是时代精神表达其自身的途径与方式。时代精神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为深沉的动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今日时代精神至少具有这样几个征候：全面依赖与全面发展。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运行逻辑，把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人们在经济依赖性的基础上关联起来，这就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性。公共交往与公共价值。公共交往基础上的公共物品在急剧增加，公共价值与公共精神在生成。幸福感与意义世界。现代化、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带来了“庞大的商品堆积”和“丰裕的世界”，但由幸福的前提提升到幸福本身尚有诸多环节。总之，回归生活世界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为真实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