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现行的哲学学科设置引起哲学界不少学者的关注和质疑。这是一件好事。哲学本来就是反思性的学问，哲学学者讨论哲学的学科问题，正是哲学反思功能的体现。 现行的哲学学科是一级学科，下设8个二级学科。这种学科的划分是在“文革”结束之后，虽然还能够看到前苏联和改革开放之前的思想的影子，但主要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哲学性质与功能的看法。一方面，哲学已被视为一种学术门类，不再被等同于现实政治的工具，也不再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8个二级学科之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不是一般的二级学科，不是“纯粹的”学术，作为“惟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有着特定的阶级性或党性，正如哲学高于并要指导整个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则高于并要指导其他哲学二级学科。——这是改革初期的官方观点，也是当时多数学者的观点，至今仍然有人作如是观。实事求是地讲，我们中国人所理解并要加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首先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但却并不限于此，而是直接关涉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西学术思想会通的重要表现，它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民族文化的范畴而具有了一种世界意义，因而，它既不能被“外国哲学”所涵盖，也不是“中国哲学”所能范围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历史缘由的哲学学科设置，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的哲学教育和研究还是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的。各二级学科的研究都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进展，这也意味着它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我们知道，历史合理性不等于逻辑的合理性。历史的合理性是相对于特定历史条件而言的，时过境迁，它就会变得不合理。反思现行的哲学学科设置，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种种问题。 依据学科的概念，我们首先会发现，哲学二级学科的设置标准不一，如“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是按照地域即空间划分的；“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原来叫“自然辩证法”)是按照论域即研究对象区分，且很不周延，也无法周延，如近些年一直受到人们关注的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价值哲学等就没有包括进去。所以，现在教育主管部门允许研究生招生单位自行设置若干与原有二级学科平行的学科(也有人称之为“三级学科”)，但这同时带来了哲学学科越分越细、越来越多的问题，须知，像法哲学、语言哲学、生态哲学、心灵哲学也自有其重要性，且谁也拿不准将来又会有什么新的论域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设置即使有笔者上面所说的贯通中西的意义，但设置者显然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标准。问题在于，作为学术的分科，学术标准当居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基于它的真理性而不是相反。并且，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未必非将其列为“学科”不可。将其列为学科的问题，一是犯了有学者所批评的“学科”与“学说”混淆的错误，二是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一个哲学二级学科的事情，那么，其他二级学科还要不要参与呢？至于“逻辑学”这个关于思维形式的学科，虽然原来属于哲学，黑格尔按照其辩证逻辑的理解，认为哲学就是逻辑学，但就现在逻辑学的论域、研究内容与方法来看，它其实应当从哲学中独立出去了。 现行哲学学科更严重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哲学的学科设置是形式，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是内容，只要形式能够较好地服务于内容，它就有存在的理由。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上述形式方面的安排，内容上出了更大的问题：谁都不难发现，现行的哲学二级学科的界限简直成了不可逾越的壁垒。大多数哲学工作者终生囿于哲学的某一个二级学科之中，只能运用这一学科的资源教学或搞研究，相关的考核与职称晋升，也只是联系他在这一学科的教学与科研的情况。于是，学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这样的“潜规则”，就是“不越界”。例如，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不搞西方哲学研究，反之亦然；即使有人做跨界研究，也很难得到鼓励和认可。因为这似乎是不务本业，是对别人的领地的侵入，尤其是当你对这个学科的学术资源掌握有限，你的研究方法或视角有别于这个学科的主流的情况下。西方学者所说的文化“权力”、学术“利益”的问题，在我们这里由于学科的原因更加严重，也更习以为常，不被反思。如果说，过去哲学二级学科之间的问题主要是“隔行如隔山”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学者将学科学说化，对自己的学科无批判地辩护，对其他学科要么不闻不问、要么不屑一顾，甚至出现从事不同学科的学者由于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不同而相互攻讦的现象，远非正常的学术批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较为复杂，除了现实的权力和利益的考量之外，这里确实有各种学术所蕴含的文化思想和价值理念对学者们的潜移默化，有学者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的感情投入与价值关怀。问题在于，作为哲学学者，如果仅仅因为自己“碰巧”从事某一学科这种偶然原因就划地自重、惟我独尊，如果因为“术”业有专攻而使“道”不相与闻，因为“情”有独钟而使“理”无用武之地，那么，这还称得上是“哲学”学者吗？如果一个哲学学者能够跨越学科界限，出入于各种哲学思想和形态，经过深思熟虑，最后必然地“皈依”于某一学术或学说，那他一般不会有这种学术的自负。 笔者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感觉这个二级学科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或研究的学者仅仅因为自己“从事”的这个专业，就莫名其妙地自视高明，而不知根据这个“学科”的要求反躬自省自己的真实能力与水平，既无求知若渴的紧迫感，又无临深履薄的敬畏感，结果反而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所瞧不起，尤其是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学术信誉，岂不悲哉！除了个人的原因，显然是这个“学科”的“优越”地位所使然。例如，很长一段时间，只有这个学科才有权利研究和建构哲学原理、哲学基础理论，只有这个学科的论文才能居于报刊的最显著位置。这个专业的学生的情况尤其不能令人乐观。近几年，哲学系在全国的大学普遍开花，地方社会科学院和党校也在积极申办哲学的硕士和博士授予权，重点大学哲学研究生的招生名额已多于哲学本科生。随着整个社会生活越来越商业化和物质化，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致使以学术为抱负的考生越来越少，生源质量普遍下降；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硕士点、博士点比其他二级学科多得多，比其他二级学科更容易考取，这个学科的生源情况就不用多说了。笔者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担心，这些学生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什么作用？将来到社会上能够干什么？作为这个学科的从业者，笔者自己也只能感觉到内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