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8)02-0039-05 马克思主义与解构可以关联,但是存在一个根本的分歧。解构是一种哲学拷问,敲击许多重大的哲学概念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却不是哲学。它提出了一系列革命运动,与其他事务一起,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理论基础。这种批判的理论和实践旨在消灭以社会财富私人积累为基础的社会,代之以自由合作的生产者共享社会财富的社会。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牺牲,却无一人因谈论解构主义而受刑。 然而,无论在哲学还是政治层面上,解构性哲学都可以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积极的影响。两种运动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哲学必定是政治的,而政治也依赖哲学或概念前提。因此,要关联解构性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不是要作哲学素或观念的比较,而是要完成两个任务:其一,筛除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的形而上学因素,尤其是其对古典辩证法的依附;其二,把解构性分析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的反形而上学和后列宁主义的实践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对于第二重任务,有一点非常关键,即解构在制度批判上所取得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及自治论的新发展之间的关系。 就本书的要旨而言,笔者竭力回避这类选题的窠臼,不去对比解构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尽管我试图揭示德里达和马克思、解构和辩证法之间的哲学联系。这是因为我希望阐明马克思主义者该如何把一种重要的批判性哲学运用于政治,完成更多的政治而非学术使命;也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词在我眼里好似怪异的矛盾修辞,尤其是当该词表示在理论上对知识本性进行口诛笔伐却无视这些讨伐与社会斗争的直接联系之时。例如,在《辩证法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的卷一中,编者们哀叹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切入对“真正根本的哲学问题”的挑战,并且声称“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就必须深入最一般、最抽象的哲学范畴。”然而,我们也可以反驳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的到来,就必须探讨具体的问题,而非抽象的范畴。《问题》的编者们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脱离种族、阶级和性别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部的“发展”还剩下什么?他们确实“希望”哲学能和工人运动“挂钩,”让工人运动“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可以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①。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至少在这些编者们的眼里——与反对资产阶级、父权制和种族沙文主义的斗争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本书的主旨之一就是要阐明哲学无需要与政治分离。即使是解构之类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政治用途,只是因为哲学作为我们从文化中传承的概念工具,在学术中,也在世中。在某种程度上,哲学无需政治化,它存在于日常生活实践的概念基础中,已然具有政治性。然而,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局限于学术拷问,却不攻击哲学的“世间”运作,它就只能是与政治脱离的。 作为对语言哲学中唯心主义意义和意识理论的批判,解构性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如何发生关系呢?要了解这种关联如何可能,我们可以去分析托马斯·霍布斯(Tomas Hobbes),这位政治理论家阐明了语言和意义观与政治制度观之间的联系。 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解构所批判的形而上学机制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在运作。解构性分析可以揭示保守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背后的形而上学支柱。这是一种占有性个人主义、哲学和科学理性主义、权威国家主义以及自发的市场经济的混合物,出色地充当了资产阶级哲学,也同样出色地揭示了各种自称理性、科学、公理和自明的知识生产的意识形态本性。解构提醒人们要小心排斥姿态。在一种以放逐某个群体、价值或观点来确保另一个群体、价值和观点的内在性和规范性的哲学中,排斥如何运作?缺乏一个相对主导价值而言的次等、派生和从属的被排斥的他者,规范是否存在?被排斥物——通常是形而上学中的多重差异或重复——在决定其所谓的源头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也许保守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规范只是相对于“正常”或法则的非正常,而形而上学却掩饰了这一点?所以它才是最佳的意识形态? 霍布斯不仅把阶级利益包含在关于普遍理性和自然法的假设中,还进一步诉诸于绝对知识,并且把演绎推理过程等同于对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自明的权威性的假设。这着实为关联哲学过程批判和政治制度批判提供了一片沃土。霍布斯阐述了形而上学的逻各斯和绝对主义政治中的主权者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逻各斯是绝对的认知权威,从中衍生的法律表达在清晰无歧的语言中,不会产生任何意向或解读的含混性。主权者则代表整个国家,是所有拥有无上权威的律法的唯一源泉。在霍布斯的著作中,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和政治绝对主义相互支撑,并且表现在绝对主义语言意义观和极权主义法律观之间的勾结中。主权者的律法威严,是因为确立了用语明确的专有意义。因此,霍布斯把含混不明、模棱两可和非专有的隐喻等同于逆乱。绝对的意义需要绝对的知识,需要意义和言词融合成律法的逻各斯。绝对的政治国家必然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因为它依赖律法,律法又依赖用语明确的意义,而只有形而上学的逻各斯概念可以确保这一点。在逻各斯那里,知识和语言获得同一性,可以构成权威性的绝对源泉。因此,当他着手撰写《利维坦》时,霍布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定义,而且首先是心灵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