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利比兹(Alain Lipietz)是法国调节学派的重要成员。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他所提出的政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利比兹看来，政治生态学是一种既不同于生态主义也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它一方面坚持把主导性的理论层面定位在对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批判性研究方面，而不是像一般的生态主义那样把理论注意力移至自然界或环境的正义维度上面；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马克思思路中的很多观点必须结合新的形势而加以发展，必须比马克思更加认真地考虑生态问题对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主义等观点所产生的理论效应。客观地说，利比兹的调节主义政治生态学(regulationist political ecology)中的确存在着许多可商榷之处。但应该承认，他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语境中进行认真的理论探索；通过对其观点的研究，我们可以在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获得一定的经验教训。 一、政治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家族相似性” 在整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中，利比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开承认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的观点)有很大相似性的人。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利比兹和马克思都十分看重生产过程或劳动过程在其资本主义批判和改造理论中的重要性。 利比兹认为，在政治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家族相似性： 1.唯物主义方面。这两种学说都把对现存事物秩序的批判当作其理论基础。具体来说，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政治生态学，都致力于对现实世界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解读。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这种关系被指称为生产力，而在政治生态学中，它被指称为“与自然相关联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Lipietz，2000，p.70)。利比兹的这种观点显然跟他一贯坚持的所谓生产力只不过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在工厂、家庭及田野中的具体化的观点是一致的。(cf.ibid，1987，p.21)在利比兹看来，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言，尽管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生态学在观点上是对立的，即前者是肯定人对自然界的征服力的，而后者则对此持明显的否定态度，但我们也不能把这种差别作过分的夸大。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生产力也是被各种生产关系多元决定的，因此，其对生产关系的批判其实也适用于生产力。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跟政治生态学对生产力的批判殊途同归了。 2.辩证法方面。利比兹认为，这两种学说都把对现存事物秩序的批判与对它的颠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只是对某种改良方案的推进。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对现实的政治经济过程的批判是与对它的推翻结合在一起的，而在政治生态学这里，对现存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批判是与宣告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相关的。两种学说都认为：对现实社会结构的批判动力其实来自于这种社会结构本身，“对这两种学说来说，历史性的叙事方式是共同的：由现实的社会运动推动了对现实社会结构的批判，而这些社会运动其实是由它与之战斗的社会结构本身所滋生的”(Lipietz，2000，p.70)。 3.历史主义方面。这两种学说都具有如下的理论信念：现在已经到了密纳发的猫头鹰起飞的时候了，现存的事物秩序已经把我们带到了灾难的境地，我们需要一场大转型：革命、范式转换、向新时代的过渡。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被指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在政治生态学这里就是“生产主义”，它们就是需要被推翻的那个东西。而且，这两种学说都认为“是现存的事物秩序把存在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中的矛盾推到了极致”(ibid，p.71)。 4.政治进步主义方面。这两种学说都坚持政治维度上的进步性，致力于通过各种运动来实现人类解放。利比兹也承认，政治生态学的确反对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生产力的发展观，因为在它看来，这种观点事实上把生产力的发展阐释成了一种超历史的过程。但如果我们撇开这一具体的观点，而从总体上来把握上述两种学说，那就不难发现，其实政治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一样都在追求人类解放的目标。马克思主义支持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政治生态学则支持工人们抵制把他们的劳动降低为仅仅是进入消费社会的手段的作法。马克思主义通过这种政治进步主义所要获得的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新的社会生产关系，而政治生态学所要获得的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或者说“生态主义的发展模式”。 客观地说，利比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差强人意的，因而他对政治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家族相似性的解读也颇有商榷之处。 首先，马克思理论中的唯物主义维度并不只是意味着把批判的对象定位在现实事物秩序或者说现实社会生活方面；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对这种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批判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唯物主义的，即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内在矛盾的角度来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过程，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唯物主义与其历史观不可分割的原因。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马克思把理论批判的对象转向了市民社会。但这种批判对象的转变并未自然地带来其批判方法的转变：即使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也依然是从抽象的人性这一理论支点出发的，其批判方法依然是历史人本主义即历史唯心主义的。实际上，即使是当时的布鲁诺·鲍威尔等人，也曾把理论批判的对象指向现实的私有制关系。鲍威尔在开始的时候的确是把宗教视为“异化的敌人”，但后来，尤其是在《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最后通牒》一书中，他也把私有制视为批判的对象，只不过在他看来私有制之所以必须加以批判，是因为它是这个万恶的、精神贫乏的异化世界的结果：“因此，哲学应该在政治上积极发挥作用，直接抨击现有关系并动摇它们，如果它们与哲学的自我意识发生矛盾的话。”(转引自马利宁、申卡鲁克，第177页)按照利比兹的思路，鲍威尔岂不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了？其实，在马克思真正转向对历史过程分析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时，他主要攻破的一个理论难题是：如何从现实社会过程内部寻找到对这一过程进行批判的理论张力，并依据这一张力来为人类走向自由之途提供逻辑上的依据。这一任务是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利比兹不了解这些，以为只要把批判对象对准现存的事物秩序，就能证明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了。这一理论局限对他的其他观点也有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