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8）01－0070－03 一、后现代思想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言说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状况的不同体认。尽管这些学者的探讨尚未形成统一的流派或范式，但他们或在其思想渊源上，或在其理论表述中，显示出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从而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视界”。 海德格尔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努力，认为：“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由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1] 但是，他进一步指出，把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倒转过来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他还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仍然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任何一种人道主义都或者奠基于一种形而上学，或者其本身即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根据。总体上来说，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具有过渡性。一方面，他承认在从哲学的终结走向“思”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学说有着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他对马克思的学说却又有相当多的保留乃至批评。但是，只要我们肯定海德格尔在后现代理论中近似鼻祖的地位，他对马克思的言说，就会对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解释，对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具有明确的启示。 福柯、利奥塔、鲍德里亚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有着共同的经历：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加入过左翼组织，宣称要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激进、更具革命性，但在政治多变的20世纪60年代理想破灭后走向新的思想历程。福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意义上是还原主义的，是压迫性的，应代之以多元的知识形式和微观分析。利奥塔认为，马克思主义借助于辩证法才成为一种解释无限矛盾的普遍性话语，而现在辩证逻辑本身正成为纯粹的风格语言。既然只不过是一种风格语言，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就不比其他理论话语更多。与马克思主义的分裂成为利奥塔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开端。鲍德里亚把现代性看做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的时代，认为现代性的革命是一场意义的革命，后现代的革命则是对意义的广泛的解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在发生认识论上的转向之后，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颇有微词，但曾经的信仰使得他们的理论思考不再仅仅具有文本的意义，而是融入时代政治及历史语境之中，成为历史性的思考和写作。他们始终关注现实，对现实的积极批判使其思想具有积极向上的革命力量。 詹姆逊则在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建构起一套充满内在张力和弹性的“宏伟叙事”。詹姆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是提出了一个不可缺少的问题，而不是给出一个答案。而包含了从语言到精神分析的一系列内容的后结构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符码体系，它业已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内部的各个领域，从而早已不再是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的优越性在于它总是介于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它“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相容的批评操作，在它自身内部为他们规定了令人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既消解他们同时又保存他们”[2]。由此，詹姆逊做出判断，认为应该存在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而每种马克思主义都满足了其自身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这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同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相一致。詹姆逊的思想表明，在解释历史的纷繁复杂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思维没有过时，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这种整体化思维不再企图建立整个世界的完美统一的阐释框架，而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语义丰富性的充分展开。 后现代思想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言说，暂且不论其正确与否，对于我们来说，其意义在于：首先，它表明在后现代主义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视界”；其次，它提供了一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视角，这种新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有助于我们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内涵，重新认识和理解游离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重要观点、方法和原则，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意蕴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们所创造的启蒙精神，把科学和理性视为历史进步的唯一尺度和动因。但是，历史发展表明，科学和理性并不是解放全人类的最佳合法手段，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就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其产生本身即是对西方社会中诸种社会弊病和问题进行反思的结果，于是乎它对科学、进步、理性等产生了怀疑。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借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的话来说，“无论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都不能被认定和定义为界限明确的历史实体，后现代总是在现代性之‘后’到来。我应当说，正相反，在现代中已经有了后现代。”[3]26“后现代性已不是一个新时代，它们对现代性所要求的某些特点的重写，首先是对建立以科学技术解放全人类计划的企图的合法性的重写。但是，我已经说过，这种重写已经开始很久了，并且是在现代性本身中进行的。”[3]37 正是在这种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与重写中，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某种后现代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