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08）01－0031－04 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尽管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矛盾由来已久，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广泛兴起才真正意味着对现代性的反思及其超越时代的来临。正如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格里芬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1]。后现代主义提出要实现对现代性的反思及其超越，不仅在于要揭示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的复杂矛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试图解决这些矛盾。可以说，超越现代性既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标志，也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目的。本文试图从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反思出发，探讨一下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超越何以可能。 一、现代性反思与理想的冲突 作为批判性或反思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思维方式，“尽管后现代主义内部众态纷呈……但它势必存在某些共同的东西，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现代性的否定。”[2] 无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后现代主义哲学之所以普遍以一种强烈的或激进的反现代性的面孔出现，皆源于对现代文明的失望与不满。 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看来，“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社会繁荣、文明进步等“现代性的承诺”的无法兑现乃至各种“异化”现象的不断出现，不仅说明现代性发展的普遍模式本身出了问题，而且意味着作为现代性根基和标志的“现代合理性”遭遇到了根本危机。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现代性”的根源就在于从肇始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一客对立的思维模式出发，“视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一种抽象的事物观”，具有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由于后现代主义哲学普遍认为，现代性无法实现“自我救赎”，因此，要克服现代性的危机或重重困难，除了否定或超越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别无他法。一般地说，后现代哲学通常采取极为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两种策略来实现这样一个纲领，即所谓“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和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对于居于主流的所谓“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解构是其根本性策略。也就是说，这种后现代主义者是通过对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事物的普遍否定来超越现代性。例如，福柯从“权力和知识”的语境出发，对知识考古学、知识系谱学等进行重新研究，通过对现代历史所作的哲学批判，全面“清算”了构成“现代性”思想核心的理性主义传统，进而达到对整个现代性系统进行彻底反思和全面解构的目的。以解构主义著称的德里达通过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erism）和“言语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一切既存的理论、价值、文化乃至社会等所有具有结构或本质特征的东西进行质疑和发起挑战，进而最终达到彻底或全面颠覆的目的。而以格里芬、罗蒂等为代表的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是试图在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同时，重建超越现代性的价值观。“超出现代世界意味着超越它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党派至上主义、唯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军国主义。”[3]4 综观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不难看出两者的共通之处。首先，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特别是对其根基的摧毁，是首要的和基础性的；其次，后现代主义哲学普遍认为，他们的批判与反思不是像历史上的反现代化的浪漫主义者那样，要回到虚幻的“美好的过去”，而是要超越现代性，面向未来。不过，两者对于这种“超越性”的理解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一般地说，“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不仅要对现代性的基础进行彻底颠覆，而且普遍采取“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态度。也就是说，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就是它的最终目的。因此，“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由于对现代文明的失望而导致理想的幻灭，它或者表现为一种“自我放逐”式的态度，或者表现为对文明发展“终结式”的理解或“绝望式”的理解。而与“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立场相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则采取了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一方面，这种哲学从文明发展的历史延续性出发，主张“这种建设性的、修正性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真理和价值观和前现代真理和价值观的创造性的结合。”[3]19 另一方面，这种哲学试图以“无根基性”为文明的发展确立新的希望。例如，罗蒂认为，持现代性立场的所谓“正统派”“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而“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是愚蠢的”[4]408。因此，他认为，通过以“想象力取代理性”、“以希望取代知识”[4]18，可以为文明的发展开辟新的、广阔的空间。显然，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强调，他们的看法“不仅更适合于我们的经验，而且也真正适合于后现代”[3]5。可见，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自以为优越于其“伙伴”兼“对手”之处，就在于它既不是“自暴自弃、消极回避或放任自流”，也不是对人文理想的刻意坚持和单纯回归，而是试图通过具有后现代意义的重建，来克服“现代性”文化的困境。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简单地把现代性的前提搬到它的逻辑结论中去，而是批判和修正这些前提”[3]19，使后现代性文化达到现代性所无法企及的新的水平。 实际上，无论是“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还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其所要体现的都是以艺术气质或人文化的力量来对抗或克服现代性所代表的具有普遍结构的意识形态对人的统治，特别是对个性发展的压抑。这不仅反映了人文理想与文明发展的社会现实矛盾，而且突显了价值观念的冲突对文明发展的深远影响。正如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所看到的，后现代性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性概念。相对于前现代化而言，现代化是一种理想，但当现代文明逐渐体制化为现代性时，它就又成为了面临超越的社会现实。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终极理想。因此，面对理想的冲突，“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由于现代性的局限而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理想的冲突，既不可能超历史或否定历史，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因而并不存在所谓彻底“终结”的问题。虽然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价值取向和理论愿望似乎更值得称道，但由于它是以“无根基性”取代现代性，因而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样要受到反思或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