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定义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页），是有充分的文本根据的，这就是他和马克思共同创作的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观点。但学术界对《形态》所阐发的唯物史观的解读，意见分歧甚大以至对立。本文力图从文本的解读出发，根据《形态》叙述的逻辑，再现其所阐发的唯物史观。 一 对《形态》创立的唯物史观，有三种为不少人所认可的解释，这就是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历史决定论”，或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或等同于“人道主义（历史观）”。笔者认为对这三种解释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1.《形态》首次系统地阐明了“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明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 许多学者（包括笔者）认为，这个概括是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最初的经典表述。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里只是提出了从物质生产出发构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逻辑方法，还不是全面描述这个理论体系本身。它最具革命性的观点，是把物质生产作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突出了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这一根本方面，从而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界的发展一样，也是有规律的。这是在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对立的维度上对唯物史观的界定。“历史决定论”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个观点尽管很重要，也只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观点，因此，如果把唯物史观归结为这一观点，就有陷入以偏概全、把历史过程简单化之虞。恩格斯就不同意把唯物史观简单地作历史决定论的解释，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6页）所以，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使唯物史观成为科学的历史观，但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些根本原理，并未能全面涵盖和表达整个唯物史观。 2.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实践唯物主义”遭遇了同样的困难。这一说法的根据是《形态》的下面这段话：“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 这段话强调实践的根本性意义，完全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发挥。《形态》这里用的词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并将“实践的”三个字标为黑体。《形态》的两位作者无意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标示他们的作为整体的唯物史观。这里实际上是在强调唯物史观之实践观点的两层含义：唯物史观的实质与功能。作为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一样主张物质本体论，不同的是它对物质本体论进行了改造和变革，在物质本体论中注入了实践的内涵，所以它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质与功能是统一的，以唯物史观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共产主义者，也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如果说“历史决定论”表明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那么实践观点则表明唯物史观根本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特征。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这两者是同等程度的概念，是这一体系的两根支柱；它们都只是唯物史观一个方面的根本原理，其中任何一个原理都无法包容和表达作为整体的唯物史观。笔者并不反对“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从突出实践的意义而言，它有其合理性，但用它来定义唯物史观则是片面的，有陷入忽视历史发展规律之虞。 3.至于把唯物史观等同于人道主义历史观，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形态》是一部批判性巨著，其批判矛头恰恰主要是指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这一批判是《形态》中最精彩、最有理论创新性的篇章之一。人道主义历史观是对神学历史观的否定，在思想史上无疑是重大的进步，同时也是从封建时代进入现代文明的思想先导。但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历史观就一直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受到过费尔巴哈的启发与影响；但他们的理论创造、他们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恰恰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同时清算后者对自己的影响中完成的。费尔巴哈同他的理论先驱一样，把抽象的“人”作为其历史观的核心：“他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同上，第75页），阐发的是“人——非人——人”的抽象公式，即从抽象的人出发，最后归结为抽象的人。正如《形态》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完全脱离的。”（同上，第78页）这种脱离的根源就在于抽象的人学归结，即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这种归结把历史动力归结为人的意识、情感或精神，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