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1—01—0063—06 一、20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进程 20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两大转型过程：第一个转型是研究立场的转型，即从批判的研究立场转向认同的研究立场；第二个转型是研究主题的转型，即从注重资料评介和流派研究转向个案研究和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这两个转型的发生，既同研究主体的哲学立场、哲学理念的转变和哲学视野的拓展密切相关，也同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密切相关。 从研究主体的哲学立场、哲学理念的转变和哲学视野的拓展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82年系统传入中国学术界之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被看作是唯一的“正统”，研究主体大都以此作为尺度来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必然结局是把它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或异端地位予以批判性地评介。随着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反思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认识到教科书体系并不能完全反映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重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也必然会产生一个重新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意义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反复争论的问题。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从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过程展开了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 学术界开始认识到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现代西方哲学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超越了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等近代哲学理念，使哲学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具体理论观点各异，但是其共同点都是反对从近代哲学的立场和视野来解释和阐发马克思哲学，主张立足于近代哲学的断裂点上重新理解和阐发马克思哲学。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既被认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应坚持的道路，也被认为和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精神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被学术界称为“以西解马”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模式，[2](P78—181) 从而也实现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批判的立场向认同的立场的转型。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传入我国之时，虽然经过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拨乱反正阶段，但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左”的教条主义思想的残余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世界。再加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和我国社会发展存在着一定的错位，导致了学术界和社会民众还不能完全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问题看，它们主要是反思和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解读模式，这就决定了我们学术界不可能真正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问题看，它们的现代性理论所包含的工具理性批判、科学技术批判、消费主义文化价值批判和生态批判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不仅显得相当的隔膜，甚至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相当的错位，这也是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没有产生像现代西方哲学那样广泛的社会影响的根本原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特别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客观上要求我们以更加科学的方式研究和评价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话语系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出现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共鸣，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批判理论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主题。这一研究主题的转换，一方面缘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强调学科意识、文本研究的同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面对时代，面对我们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则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研究者不同的研究立场，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很难得到一个为学术界所共识的结论，绕过这一问题，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和具体问题研究正好可以成为进一步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策略。 总的来看，20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初步形成了二者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促进了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和研究。对此，张一兵先生曾经指出：“最初接触这一新的理论领域，还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其时是在徐崇温先生撰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1982年）中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思想流派的。在当时的直觉中，有一种深深的震惊：研究马克思哲学还能这样出彩”。[3](P482) 而为了获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权，迫使他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即“回到马克思”。[4]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反过来又使人们能够更加全面和正确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但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导致了出自各种目的的“以西解马”和“以马解西”的现象，一方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马克思”，导致马克思哲学的图像日益复杂和模糊；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及其性质的不同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图像也日趋模糊。 二、日益模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图像 长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在组成部分，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级学科予以研究的。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诞生，西方马克思主义又被纳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的内在组成部分予以研究。学术界也越来越热衷于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称谓代替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但这种称谓的转换却暗含问题，以至于到底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它包括哪些代表人物和流派，理论性质、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等这些关乎学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学术界目前事实上也难以达成共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难以达成共识。徐崇温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着重从两个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作了界定。[5](P15—27) 其一，主要采用了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看作是一种“反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二，主要采用了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的相关观点，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致归纳为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赖希、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萨特、梅劳·庞蒂、意大利学派、阿尔都塞、高兹等。尽管后来部分学者对此提出疑问，但都并不否认他们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存在，只是不同意他们都是反列宁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这种对作为学科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事实上一直为学术界所认同。但近年来出版的多种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或教材，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和代表人物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如俞吾金和陈学明先生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下册）一书中，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学派和后马克思主义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予以论述；张一兵和胡大平先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一书中则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予以探讨，但是却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作为一种哲学理论逻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终结了，理由是从阿多诺开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生产力进步和人的解放逻辑都被否定了。”[6] 在此基础上，张一兵先生提出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等概念标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而排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之外。[7] 衣俊卿教授等合著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一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部分，主要论述的是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理论的发展，分析学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在论述之列。如果我们不仅仅拘泥于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或教材，进入到各高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学课堂，其讲授内容恐怕更是五花八门。这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缺乏共识的状态，显然不利于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走向深入，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边界呈现出不断模糊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在国务院学位办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之后更进一步增强了。国务院学位办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中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规定为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潮，这一界定显然过于抽象，难以划清作为学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边界。如果按照以上的规定，那么德里达也可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和研究对象，但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源和理论目的来看，这样做显然是不恰当的。[8] 更多的学者则越来越倾向于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称谓取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其目的和彰显一种无主观偏向的“客观研究”不无相关。但是，其后果是那些仅仅借用马克思的方法研究西方社会问题，同马克思的思想似有关联而又无本质关联的理论家也被我们纳入到研究的范围。在笔者看来，把这样的理论家纳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并无不妥。但是，由此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同一意义上的概念使用，则是存在较大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