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成为议题的世界形势下，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这两种价值观念和文化立场的偏执，它们各自的片面追求和彼此对立，势必导致新的混乱和冲突。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十分关注全球化形势下的文化问题。目前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已经看到了这种危险性，并呼吁超越二者的偏执，探索超越两难处境的出路。 然而，无论文化普遍主义还是文化特殊主义，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的问题，它们都有各自的主体根基和历史依托，都有其现实的利益基础和文化环境，都有其理性的和情感的依据，因此并不是很轻易就能够摆脱和超越的。不可能仅仅依靠理性说教或情感呼吁来解决掉人类文化中长期存在的这一“二论背反”，而需要进一步反省它们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并有针对性地为消除这种根源创造条件。 那么，人类在思想理论和现实发展中超越这种“两难”处境的出路何在？条件是什么？ 就最终结论说来，对于人类走向“全球化”——包括经济、技术的全球化和与之相应的文化全球化，人们原则上是一致肯定的。因为不仅在现实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客观趋势，而且它也是对人类自古以来就渴望的“世界大同”和“全人类解放”理想诉求的一种回应。因此，现在人们关心和争论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或“愿不愿意”实现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的含义、形式、前景和途径如何，也就是说，究竟要“化成什么样”，“怎样化”。这些问题表现出“全球化”含义的高度复杂性和它所引发歧义的高度密集性。 目前可以思考的主要理论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全球化的背景：多元与一元 新一轮以经济全球化为标志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已经开始的客观现实。那么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文化性质和意义如何，这个问题应该是思考和回答全部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而目前的回答则主要有“多元论”和“一元论”两种不同的立场。 如何看待现实的文化多元化局面？在文化上，所谓“多元化”不是仅仅表现为具体文化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而是实质性根本即价值主体、坐标和取向之间的异质性、异向性。众所周知，人类文化一直呈现出以民族主体形式为代表的多元化面貌。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甚至行业的人们都是自己一定特殊文化的主体，彼此之间不能够完全归结和替代。这是一个普遍的、基本的历史事实。而面对这一事实提出的全球化主张，则有多元论与一元论之分。 “多元论”者多半以承认这个事实为前提和出发点，认为全球化正是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形态的一个新的发展而不是否定。经济的全球化是经济活动场所、联系手段和规则形式的全球一体化，是文化各自发展的共同体现。经济上的全球化本身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经济利益和价值主体的一元化，文化则更是如此。因此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一元化。持此观点的价值特殊主义主张文化个性化、多元自治和平等交流，希望使多元化本身合法化、普遍化，让特殊性和自由化成为普遍的准则。考察历史和现实可以发现，这种目标和导向模式，实际上常常成为文化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文化割据和封闭等等的理由。“一元论”则认为，多元文化之间有优劣高下之分，进而强调全世界的多元文化必然通过“优胜劣汰”或相互融合而走向统一。持此观点的价值普遍主义设想使人类走向同质化即“优秀文化的一统天下”，主张人类价值的“全球一体化”，极力倡导“普遍价值”和“全球伦理”等。然而考察历史和现实可以发现，这种目标和导向模式，往往成为文化专制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等的借口。 “多元论”和“一元论”表明，人们出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当前全球化形势的理解也不同。就理论和方法上看，分歧似乎集中于如何看待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是否必须或必然造成文化上相应的全球一体化？基于这一问题，“经济决定论”与“反经济决定论”将成为理论上的第一个焦点。 然而就“全球化”这一主题说来，更重要的问题恐怕还在于如何确认人类自下而上发展方式的共同性。包括经济和文化都在内，世界各民族、各地方、各阶层的人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最终要表现出来的全球一致性？或者是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一致性？相信地球上的人类之间有根本一致的共同性，固然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一个信念，并且成为“大同”理想的基础。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论解释》一书的开头就引用了柏拉图的话，通过语言的特性来提示人的共性：“全人类的书写标记是不相同的，他们的有声语言也是不相同的。但它们首先都是灵魂的情感符号，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这些情感具有的事物相似性也是相同的。”然而这一信念却是需要加以分析和证实的。在现实中，也正像语言难以百分之百地准确互译一样，不同文化之间也总有一些难以对应的成分；并且更为明显的是，人们使用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和意向，也永远有自己的个性，不可能彼此归结和代替。于是，确认人类共同性的内容、标志、范围的问题，就远比任何人的经验和想象复杂得多。而弄清这一点恰恰是自觉地掌握全球一体文化的必要逻辑前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这一点对于全球化的必要性、可能性、目标和前途说来都是决定的因素，是解决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二、全球化的目标：“和”与“同” 文化的全球化是要“化”成什么样子？这里面包含双重的理论前提问题，一个是：全球化意味着世界文化走向同质化还是包容异质性？另一个是：如果走向同质化，那么要同于何种之质？为什么？如果仍然包容多元化的异质性，那么全球性的表现和意义又在哪里？这双重问题是彼此包含、互相影响的。主张和反对全球化的人们，对它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回答，既有极端绝对化的文化普遍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也有极端绝对化的文化特殊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争论非常激烈。事实表明，抵制全球化的立场是没有前途的，而企图依照过去的模式重新建立全球单一化的“世界帝国”也同样是一种无知。 超越了对特权和狭隘功能的追求，以对文化的特殊本质与特性的理解为基础来思考全球化的目标前景，就不能不注意适合于文化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是什么的问题。换句话说，当人们常常把全球化理解成某种“趋同”的时候，究竟是趋向于什么样的文化之“同”？是完全的相同、同一、单一，让大地上只开一种颜色的花朵，还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达到一种多样化之间的统一、和谐，让世界成为一座“百花园”？这意味着，目前一些人急于推行的某些全球化标准和模式，其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乃是一个有待确定的问题。而人类以何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则将是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又一个严峻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