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8）01—0016—06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发展阶段——黑格尔哲学之后，在一种纯概念的逻辑运演的意义上使纯思的哲学达到了顶点、尽头。因此，在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以马克思作为开端，包括其后的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都曾经宣告了形而上学的终结。然而，值得我们作深入思考的是：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在何种意义上宣告了形而上学的终结？或者说当这些哲学家宣告形而上学终结的时候，他们为哲学提供了哪样一些可能的道路？这恰恰是这些哲学家在不同的意义上宣告形而上学终结的时候，遗留给我们应加以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恰恰是在思考形而上学终结这一问题的同时，使我们意识到哲学在终结之际开启了哲学向前进展的新的可能性道路，也可以说形而上学终结为哲学的生存开辟了道路。 一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前言中说“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1](P23) 维特根斯坦在一种语言批判的意义上提出要为“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划定语言界限，而这种“划界思想”所针对的目标就是使形而上学在一种“不可说的”意义上保持沉默、自我终结。维特根斯坦在前言中说不能为思想划定界限，“思那不能够被思的东西是一个悖论”，因此，只能为语言划定界限。用语言去表述那些不能思的东西就是对语言的误用，正如著名哲学家罗素在《逻辑哲学论》一书的导言中所说：“我们不能想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想，因而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不能想的东西，”[1](导言P14) 由此，逻辑上的错乱必然导致语言使用上的混乱。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能说的东西总能说清楚，不能说的就只能以显示的方式来澄清，“哲学的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1](P48) 因此，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作为可以言说的形而上学终结了，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作为超验意义上的灵魂、上帝、宇宙全体是不能思的东西，人们不能站在思的界限的这一端去思不能思的“超验之在”的另一端的东西。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拯救日常语言、建立理想语言的任务。语言在日常使用中常常是混乱不清的，并伴有无意义的因素在里面，要使语言在指谓上有意义、逻辑上完美，就必须建立理想的语言，从而去纠正、治疗日常语言的缺陷和不足。 世界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能冲出现有的我们所把握到的世界之外来观照我们居于其中的作为世界整体的“世界”，世界整体对于我们来说只能是黑格尔所说的“恶的无限”，作为世界整体之内的各种事物总是处在一种不断的生灭变化之中，总是存在着人的认识能力所认识不到的事物及领域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人在整个自然界面前是以“渺小者”或说“沧海之一粟”的卑微身份出现的。虽然人在整个自然世界面前是卑微的，但是，人作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以自己的实践活动在不断地发挥着自己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地拓展着自己的生活疆域，创造了人化世界（属人世界）。因此，人想跳出自己的生活世界（属人世界）无异于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所以，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中，形而上学是不可说的“神秘之域”，只能显示，在哲学中没有任何正确的东西，哲学讨论成为不可能的无意义之事。在此种意义上，他宣告了形而上学的终结，从而认为“逻辑充满着世界”、“逻辑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 然而，维特根斯坦是否就在一种完全的意义上彻底否定了形而上学呢？答案是否定的。从实质上说，维特根斯坦在“不可说只可显示”的意义上为哲学开辟了道路。他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讨论了哲学中的重大问题，自己也认为在《逻辑哲学论》这本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中，“不可说只可显示的东西”是更重要的。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能说的事实世界说尽之后，那个作为哲学（或说伦理学、形而上学）的“神秘之域”就会自然显露出来，但他是在反对大哲学家康德将这些他所认为的“不可说只可显示”的“神秘之域”说了出来的意义上终结了形而上学。而他本人对形而上学是十分敬重的，他于1929年在剑桥做的伦理学演讲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但它（伦理学——笔者注）是人类思想中一种倾向的纪实，对此，我个人不得不对它深表敬重，而且，说什么我也不会对它妄加奚落。”[2](P27)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只是宣告了概念式的、有言式的或说逻辑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而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心灵深处却仍保持着对无言式、体验式、直觉式形而上学的敬畏与追求，这是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别样理解：“不可说的只能显示”。 二 与维特根斯坦同年龄段的海德格尔，同样得出了与维特根斯坦惊人相似的判断：形而上学终结了。海德格尔在他的《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一文中就提出了这样的判断，并且致力于思考形而上学终结之后思的任务是什么。 对于形而上学终结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海德格尔作了如下的回答：“我们太容易在消极意义上把某物的终结了解为单纯的中止，理解为没有继续发展，甚或理解为颓败和无能。相反地，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却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但所谓‘完成’并不是指尽善尽美，并不是说哲学在终结处已经臻至完满之最高境界了。”[3](P69) 海德格尔为什么说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或者说形而上学的终结预示着怎样的历史性境遇？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终结于现代科学技术全面兴起之时，以科学的“控制论”为主导思维方式的崇尚科学主义的现代社会意味着“科学主义思潮”的胜利，各门有着自己独立研究领域的学科纷纷从哲学母体中挣脱出来，随着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最终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表明了作为各门有着自己独特知识论视野的学科最终完全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从此，哲学不能再以“最高的概括性”和“最高的解释性”作为全部知识学基础的身份出现了。[4](P89) 哲学只能在一种“知识分类表”的意义上与历史学、法学、物理学等学科相并列而立于“知识之林”中。各门学科从哲学母体中成长到成熟，最后脱离哲学母体实现独立的过程，就是哲学逐渐完成自己的过程。因此，哲学完全被推入到了对“超验之在”的反思性的活动之中去了。那么，哲学与作为对经验事实进行理论把握的科学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我国学者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思路，例如，孙正聿先生理解为“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关系”，“哲学和科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不同方式。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分别地集中地表现着人类理论思维的两个基本维度，即：科学集中地表现着思维和存在高度统一的维度，哲学则集中地表现着反思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维度。”[4](P92) 从此，哲学便只能在一种反思性活动的层面上来实现自己的“爱智追求”，并且真正的作为追求“形上意义”在“形上之思”的平台上开展自己的“爱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