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来加以阐述，并通过这种阐述来指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于当今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由于这一主题本身的性质，所以虽说整个探讨是以方法论为核心的，但它仍须在一方面涉及方法论的存在论（ontology）基础，在另一方面通达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因此，我们的讨论将既是哲学一方法论的，又特别重要地包含着哲学与史学（特别是史学理论）的积极对话。 这种对话的重要性就在于：正像当今一切执科学之名的历史学不能不深思其方法论的前提（或预设）一样，任何已为真正的历史原则所贯彻的哲学不能不通过历史学的实践来考验其方法论，并通过与史学的持续对话使其特有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充分显示出来。然而，长期以来，一方面由于哲学与史学的疏离隔绝，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形而上学特别地强化和巩固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蔽而不明的。它或者被当作形而上学的“强制结构”（固定模式、先验框架），或者又被看作是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而这彼此相通的两极似乎就被调停于“经济决定论”这种粗陋的唯物主义之中。如果说，明智的和深思熟虑的历史学确实有理由拒绝接受这种粗陋观点的话，那么我们要说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离开形而上学的强制结构就像离开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一样遥远——它既不是二者之一，也不是二者在任何一种形式上的“混合”。不过在这里立即就提示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即真正深入地阐明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这样的特殊语境下，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特征突出地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方面：（1）社会现实的发现；（2）总体性的观点；（3）具体化的路径与实行。如果说，在后面的全部讨论中我们将更多地从黑格尔哲学开始，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第一，这三个方面之初始的——同时也是颠倒的——形式首先较为完整地出现在黑格尔哲学中；第二，这三个方面的方法论特征最初——并且始终——是在与主观思想的对立中显示自身的，而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最有特色之处正是它对主观思想的全面批判；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最为切近地联系着黑格尔哲学，它在一切确立自身的肯定方面都表现为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的脱离。 一、社会现实的发现 在西方历史学的传统中，历史学“自律性”的要求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迅速高涨起来。正像力图自律的历史学在一个方面要求彻底摆脱自然科学的规范一样，它在另一个方面要求坚决地拒斥哲学一形而上学。那种拒斥哲学的呼声在兰克的“如实书写”（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中找到了自己的纲领，并使之在历史学的实践中得到了贯彻。按照这一纲领，历史学的本质就在于确立客观的事实，或客观地确立事实；而这里的客观性就意味着历史的“真相”或本来面目是既与的或直接被给定的，意味着历史的叙述要摆脱叙述者的情感、欲望和意志等等，并且不提出任何法则，不作任何判断。 这样一种历史客观主义在历史学的实践中取得了无可置疑的部分成功，并且作为一种基本的观念形态——或者以其较为精致的形式，或者以其较为粗糙的形式——至今依然对历史学具有普遍的支配力。然而，如果说伴随着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进展，这种历史客观主义已然暴露出其全部的天真性，那么，对于一般的历史学观念来说，就不能不面对由上述天真性而引发的那些基本问题了。这里的问题首先是：那种拒斥哲学的观念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是完全脱离哲学的或非哲学的？并不需要太多的深究就可以表明：上述那种疏离哲学的主张实际上不过是另一种哲学罢了——正如恩格斯或怀特海多次指证的那样，那是一种反对哲学但却缺乏自身反省的哲学，而这种哲学的主导形式就是实证主义。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于实证主义的历史学来说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事实”概念，究竟应当怎样来理解呢？按照实证主义的知识论，事实就是某种在知觉中直接被给定的东西；因此所谓事实，就是指直接经验的事实，亦即在它们发生时可以被直接知觉到的事实。同样并不需要太多的深究就可以表明，历史事实（或在历史学中的事实）肯定是与此不同的。柯林武德举例说，公元2世纪的一项事实——罗马军团开始完全从意大利以外征集，并不是可以在知觉中被直接给定的；它是经由一种按复杂的准则和假说体系来解释资料的过程而推论出来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心安理得地满足于科学事实和历史事实的错误类比，却从来没有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难题：“历史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历史学家怎样而且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够知道现在已超出回忆或复述之外，所以对他就不能成为知觉对象的那些事实呢？”①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详尽地展开这一问题的现代讨论，但这一问题本身却把我们带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答案上去。这个答案是：历史事实只是在社会现实中构成并通过社会现实而显现出来，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归根到底不过是社会现实的客观性；因此，历史科学的真正任务就在于切中并把握社会的现实，并从而揭示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意义。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答案从根本上来说不仅远未被超越，而且理应成为真正科学的历史学——批判地检审其前提的历史学——赖以取得积极进展的实际开端。即使是对马克思的存在论颇多微词的海德格尔依然声称：“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② 在另一处，他又说道：现今的“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它们完全误解了我们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