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7)10-0190-03 2007年8月15～17日，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和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黑龙江大学哲学院承办的“第二届历史哲学年会”暨“哲学、史学与文化：跨学科的历史哲学研究”研讨会在哈尔滨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5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 一、历史哲学研究中的一般性问题 近年来历史哲学作为我国新发展起来的学术研究方向，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而国内学者对于这一新的学科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化，其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历史哲学研究中的一般性问题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针对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树人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通过对历史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历史研究中重视史料与发挥合理想像，以及历史著述之有限性和不可避免之当代性的探讨，指出完全恢复历史本来面貌，不仅不可能，而且只是一种幼稚幻想。同时在探讨历史理性与历史规律的联系时，他指出虽然不能如后现代思想家那样把历史断裂绝对化，但也不能把历史连续性和规律性绝对化；通史研究必须建立在专史与微观史研究基础上，而中国专史与微观史研究恰恰比较薄弱。对于历史理解与历史意识之间的关联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郭大为教授认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已经绵延了数千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并不相同。这是因为历史意识归根结底就是人对于自身的本性、命运和使命的认识。换言之，“我们研究历史乃是为了获得自我认识”。而对于自身的认识在历史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别，甚至是尖锐的对立，这些差别和对立随着现代性的深入而越来越鲜明。由于现代人将自我理解建立在与前人不同的基础之上，现代人的历史意识也因之焕然一新，并从而面临着新的质询和前所未有的挑战。武汉大学哲学系陈立新教授对于历史意识的概念性问题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通过对当下文化时尚中把历史意识下降为近代哲学意识的“内在性”以及对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迷失等方面的分析，指出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尽管历史意识被频繁的使用，而且被称为学术研究的共识，但它却只是被当作标识思想姿态的知识记忆或诠释策略，而没有成为人筹划生存所固有的基本素养。进而陈立新教授从存在论的高度厘清了历史意识的存在性质，揭示了历史意识在当代人实际生存中出场的必然性及其对于当今学术研究的基本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张文杰研究员则针对当下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以历史的角度对文明与野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了当下文化状态中所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长林研究员从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历史纪录的完整以及历史哲学思想的丰富等方面阐释了研究中国历史哲学、提倡多元历史哲学的重要意义。而对于中国古代有无进化论的这一争论性的问题，河北社会科学院的王永祥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以中国古代思想史为基础，对中国古代的历史观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中国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前，就已经有了进化论的思想。从孔子到董仲舒、王安石，再到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其思想中都含有进化论的思想。所以武断的否定达尔文之前的进化历史观是错误的。 二、西方历史哲学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系陈新教授则对欧洲18-19世纪的历史化潮流提出了课题性的探讨。他认为人们通常以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历史化过程是对历史的重视，是西方历史学职业化的过程，但实际上它还是哲学史学化的过程。所以从启蒙时代到20世纪初，欧洲人世界观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它的历史化，而这种历史化的趋向中包含着对历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思考、对文化的特殊性与文化的自我价值的思考、文化的独特性与普遍性的思考、对历史情境和历史意义获取方式的思考。清华大学历史系彭刚教授则从历史哲学的一些个案观点出发，对西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进行了评判。他认为西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把历史作为整个文本来看待，采取了认知、伦理、审美等多层次的反思方式，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但是仍然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尽管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它出现了很多值得重视的变化，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历史学研究的常识和实践出发来了解经过了各种理论包装的基本的理论内涵。厦门大学的周建漳教授则以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为样本探讨了在历史意义的问题上西方历史神学与历史形而上学之间的思想关联。周建漳教授认为西方历史神学中所蕴含的普遍史观念和目的论视角，为思辨历史哲学关于历史意义的言说准备了基本的思想条件。然而在上帝缺位的情况下历史的总体意义无以成立，不过在康德所谓规范性层面上，关于此一意义的思辨拟构在历史认识乃至人类历史实践方面不无意义，关键是我们不要将它当做神意或绝对精神之类的超验存在。黑龙江大学哲学系郭艳君副教授则具体研究了西方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的历史揭示模式问题。郭艳君副教授从文化的角度对海登·怀特的以诗性预构为核心建构的历史解释模式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和评价。她认为怀特的这种历史解释模式揭示了历史解释中的文化精神内涵及其对于历史解释具有重要意义，进而实现了西方历史哲学的文化转向。同样以具体人物为出发点的还有安徽医科大学的王利红副教授。她通过对赫尔德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的阐述，指出赫尔德在史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确立了浪漫主义史学的新原则。而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金延教授则是从必然与自由的关系的角度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行了论述，认为黑格尔对于历史本质的全部理解就表现在其命题：“历史是自由意识在必然性中的进步”之中。所以从人的自由的实现程度和人对自身自由本性的理解的进步这一角度来理解历史的本性，是黑格尔留给当代的重要思想遗产。复旦大学的赖国栋博士以利科的历史哲学观点为例，阐述了在“语言学转向”过程中“记忆”在人类日常生活及文化创造中所占据的越来越显著的位置。而且认为利科探讨“记忆”问题也再次把档案的重要性提上了议程。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岳秀坤先生对英国哲学家布莱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一书作了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