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7)05-0024-06 “马克思在以往的大思想家中独一无二，他不仅使得我们去关注今天还没有能摆脱的那种困境，而且……也可以这么说，他为我们提供了能回归传统的可靠的足迹。”这段文字是阿伦特在完成《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之后写的。阿伦特在该书中对极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引起二战的思想渊源。在完成这本书之后，阿伦特将视线投向了马克思，一方面她认为必须将马克思同具有极权主义倾向的斯大林主义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她认为，要摆脱我们今天所处的困境，就必须再次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那么，我们今天的困境是什么呢？马克思在我们摆脱这一困境过程中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正是阿伦特在讨论马克思时所要分析的问题。 一、时代的困境与马克思的思想史定位 在讨论《极权主义的起源》时，阿伦特认为，现代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大众的政治冷漠，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组织这些冷漠的大众。法西斯主义的这种极大的成功，所“代表的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一般民主政治国家的幻象，也结束了西方民族国家及其政党所怀有的幻象。此幻象首先即是认为一个民族国家大部分的人民在其政府活动中，都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也认为任何人都同情自己所属的或其他人的政党”，而实际上的情况却是：“这些漠视政治活动的群众根本不关心任何事物，同时，这些群众在政治上采取中立的态度，而组成了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沉默的背景”[1]35。这种冷漠与由资产阶级社会的竞争与私利而产生的敌对心理相结合，构成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那么大众何以会对政治冷漠化？这构成了阿伦特关注的一个核心话题。 阿伦特的讨论并没有停留在对当代社会大众冷漠的现时分析上，而是将这种政治冷漠的起源延伸到了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之中。阿伦特认为，在前柏拉图时代，城邦中的居民（当然不包括奴隶）都是政治动物，人们在公共场所讨论政治，有着极大的政治热情。但这种热情由于苏格拉底之死而改变了，改变这一传统的主要人物就是柏拉图，从而形成了新的传统。 阿伦特并没有对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详细的讨论，她关注的是这一事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在阿伦特看来，苏格拉底之死体现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作为思想家，苏格拉底追求真理，他追求真理的方法是辩证法，这是一种对话式的拷问，让对方显示出自身的困境而放弃原来坚持的主张。但苏格拉底的对话辩证法，并没能在法庭上拯救自己，而最终以自己的死亡宣告了这场冲突的结束。苏格拉底之死给柏拉图以很大的打击，正是透过这一事件，柏拉图意识到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对立，也就是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对立。为了摆脱这一对立，柏拉图的方法就是走向哲学之思，宣判政治领域是一个意见主宰的领域。 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洞穴比喻中。阿伦特对这一比喻的解读是较有意思的。处于洞穴之中的人（暗指政治生活中的人），只能看到洞壁上晃动的影子，当其中一个人转过身，看到洞外的光时，他才感到影子是不真实的。当他奔向这一光亮时，后来发现了太阳之光。这种光也就是真理。这时他也就走出了洞穴中的世界，即从政治之域上升到了哲学之域中。当受到了真理熏陶的人想回到洞中，告诉人们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假象，而真理之光处于洞穴之外时，他既与洞中之人产生了陌生感，而洞中之人也不可能接受他的指导。阿伦特认为这正是哲学与政治关系的比喻。在这里，哲学的实现是悬而未决的。按照阿伦特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已经失效，作为朋友间谈话的辩证法，并不能起到法庭上的说服作用。“说服与辩证法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总是在向一群人说话，但只有两人之间的对话才有可能成为辩证法。苏格拉底的错误就在于是用辩证法向审判官们说话，这使得他无法说服他们。另一方面，由于他要顾及到劝说这种方式所固有的种种局限，他的真理也就变成了诸多意见中的一种，也就和审判官们对真理的视而不见同样一钱不值。”[2]344哲学要实现自己，就必须是哲学家成为王者，这是哲学的实现途径。也正是在这里，以哲学的理念作为最高的现实原则，是柏拉图哲学的理想。“这样的开始，是由柏拉图在政治与哲学之间划开的一条很深的鸿沟。”[3]205对于柏拉图的这一意图，阿伦特做了这样的评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发展出了新的类型的哲学家。这种新的哲学家只是由于非政治的因素，对人类事项世界不关心；也正是由于轻视人类事项世界，所以，面对着共同的世界能保护自己。”[3]201“希腊哲学思想的起点，是在城邦国家达到全盛时期，或者说正要达到全盛时期。但是，即使是这样认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确实依然是西欧哲学传统的创始人。而且，他们的开创，与希腊哲学思维的起源是不同的，不仅是政治的东西全部终结时的产物，而且正是以下问题出现时的产物。所谓的问题就是：若要在城邦里生活下去，怎样才可能置身于政治之外？”[3]9这是哲学与政治的相互离弃，这个离弃的重要后果就是，前柏拉图时代的传统，即哲学与政治相互交融的传统在柏拉图之后消失了，“而且这个问题马上就能够置换为与我们当今时代惊人相应的问题：是否能不在城邦里生活，在非政治的状态里生活？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否能在没有国家的状态中生活？换言之，我们以人生为代价来获得真理。从根本上来说，这样的人生不一定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这样，从这种将所有的知性范畴历史化、将人生与真理对立起来的思维中，可以看到所有人生与精神对立的、各种各样的近代思维形态的源头”[3]9。也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中，马克思的意义才能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