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永恒主题，也是学术界研究探讨的热门话题。自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向现代工业社会挺进的步伐也愈来愈快；但在社会整体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同时，人类生存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乃至危机，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能源枯竭、人口爆炸……作为发展问题的回应，全球出现了“发展研究”热，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引人思考的理论观点，我们把对发展本质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称为“发展观”。 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背景知识、不同利益和立场出发思考发展问题，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发展观。其中在发展前景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发展观：一是从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角度出发的乐观主义发展观，也被称为技术乐观主义，其代表是以美国物理学家康恩为首的“赫德森研究所”，典型著作有康恩的《未来200年——美国和世界的远景》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他们认为整个世界在总体上正面临着“无限繁荣的机会”，主张科技发展将最终带来更高的效率和生产力的更快发展，而一切由经济发展所引发的各种生态、环境、道德等负面问题，最终会由更大的科技进步所克服；二是从社会学和生态学角度出发的悲观主义发展观，也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其代表是以贝切伊为首的“罗马俱乐部”，其标志性的著作是《增长的极限》，从人口激增、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角度，指出如果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现有趋势继续下去，地球上的增长在100年中就要达到极限，因此主张实施“零增长”方案。 上述两种发展观无疑都是对发展自身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所作的一种哲学反思，对于开拓人们的思路以准确把握发展的规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乐观主义发展观强调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使得人类对社会发展充满信心；悲观主义发展观在提醒人们不要只顾发展经济而忽视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等方面有一定意义。但它们归根到底都属于畸形发展观，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乐观主义发展观带有一种盲目乐观的片面性，没有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上进行系统的分析，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负面效应，没有认识到技术价值实现的双重性特征；而悲观主义的发展观显然具有认识的褊狭性，只是消极地局限于发展的短期状况，看不到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对既成发展界限的突破性。 任何关于发展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要想达到彻底性，都必须追根溯源，回到其发源地。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发展观虽然各自研究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但二者产生的方法论根源却有其同质性，即坚持用片面、孤立和静止观点分析和研究问题，从而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怪圈。 首先，在对发展问题研究的出发点上，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发展观都是从有限的经验出发，将特殊性的东西绝对化，使之上升到了一般性的高度，用片面的和孤立的观点看问题，没有注意社会发展的复杂性、长期性和整体性。乐观主义发展观的代表托夫勒和奈斯比特都以新闻报纸的内容作为预测和设计的根据，这种新闻报纸透露出来的信息有其局限性，也不能完全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持悲观主义发展观的米都斯小组将复杂的社会系统或全球系统仅仅简化为五个因素组成的全球模型，但五个因素都是自然因素，忽略了社会和精神等因素的作用，因此他们作为出发点的全球模型也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客观情况，由此推出的发展观必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无论是从新闻材料出发还是从五个因素组成的全球模型出发，都不可避免地忽视了社会整体系统在横向层面的整体性和普遍联系的特点。而卡恩的“大过渡”理论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了400年的范围，但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400年不过是历史一瞬，以它为根据同样是不能全面地说明未来的社会发展前景的。无论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它们在选择自己的出发点时都忽视了社会系统在纵向层面上的整体性和过程性，亦即仅仅把自己的假设局限于从有限的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或经验出发，描述的也只是发展的个别方面。这样，当认识的过程和方法被限制在肢解全局、孤立把握分析解剖的阶段时，就会置系统的整体联系而不顾，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难以自拔。由此也就决定了它们都难以对发展问题从整体上进行预测和把握。而且，这种出发点的经验主义特征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主观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其次，在对发展前景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分析上，两种发展观都片面地夸大了问题的绝对性，而忽略了相对性，对问题要么绝对地肯定，要么绝对地否定，从而陷入“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窠臼，其结果必然是盲目乐观或过于悲观。按照形而上学致思方法进行思考的人，总是喜欢“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相互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僵硬的相互对立中”[1]360。其实，悲观并没有错，乐观也没有错，两者只是表现了不同的评价和倾向性，一个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如果把所有的问题都堆在一起，就会导致悲观；但把所有好的方面都堆出来，又会导致乐观，而真正的错误之处是这种绝对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把它运用到实际的发展及其问题的研究领域时，必然出现畸形而偏执的发展观。“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信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为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1]360。乐观主义发展观仅仅看到由于科技进步而带来的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而忽视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认为这些问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自动解决，从而得出“没有极限的增长”这一绝对化的结论。而悲观主义发展观则夸大了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未曾看到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性和上升性的，得出人类必须自觉地抑制增长或“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全面崩溃的消极结论。事实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相对的，既不存在绝对的无极限，也不存在绝对的“零增长”。“绝对的发展”和“绝对的不发展”都是既不可能也不需要的，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发展才有可能也才会实现。两种发展观之所以得出“增长无极限”和“零增长”的结论，从方法论上说都不过是将思维绝对化的结果。它们未能运用辩证的观点进行分析和研究，不能客观地对待发展趋势和问题，从而在对发展的研究中要么只看到发展的前进性，要么只看到发展的曲折性，却看不到二者的有机统一，由此得出的发展观也就走向绝对的乐观或绝对的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