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发展或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那里有着不同的观点。在早期，发展一般是被了解为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后来随着资源紧缺、环境污染、战争和社会不稳定等困境的出现，人们开始把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指标纳入社会发展的视野，使发展内涵复合化。先后出现过众多不同的理论和观点，比如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理论，比如社会进化论、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全球化理论和增长极限理论，又如社会整体论、社会批判论和社会发展论，再如经济发展观、社会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新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还有就是生态悲观主义和衰退论等等，不一而足。从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和观点中理清其传承关系和异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总体上，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归纳为三种类型：乐观主义的、悲观主义的和任其自然的发展观。第一种发展观强调理性的宰制，认为人有控制自然和自身的能力，社会发展必会导向一个日益改进和完善的状态，现存的问题和危机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得以解决。第二种发展观则崇尚价值尺度，认为物质生产的进步并不能充分体现出人的价值和意义，相反它腐蚀价值的正常展现；同时它认为现存的问题和危机无法通过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它只能使这些问题和危机不断加重，并最终走向绝境，因而主张限制和停止发展。第三种发展观或者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或者认为发展是不可预期的，从而只关注当下的具体事务，而不去深究发展的后果。严格地说，发展观只有乐观主义的和悲观主义的两种，因为第三种是不稳定的状态，深入追究下去会归向前两者当中的一种中去。 2.应该说，上述三种传统的发展观各有其意义和合理性，但同时又都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而它们的意义和合理性又恰恰是通过其片面性和局限性突显出来的。乐观主义发展观的合理性在于它赖以存在的理论上的基础是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理解为一个不断发展和日益复杂化的过程，揭示了其永恒运动的内在必然性（人类历史存在的范围内）。乐观主义者适应这种内在必然性，把发展置于优先地位之上。乐观主义发展观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表现，因为几乎所有的创新和发明都出自乐观主义者之手。乐观主义者信赖理性，热衷思辨，善于推理，重视实证和证据，乐于在物质世界里探索等，其结果是主动进取人格的形成、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工业的崛起和经济财富的迅速膨胀。然而，正是对理性的过度信赖和对物质世界的无止境探索，鼓励了人们的自信，使他们看不到理性之外的世界，忽视了去思考人除了物质以外还应该拥有什么，不知道单纯依靠发展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环境生态破坏、贫富分化和道德缺失等重大问题的。悲观主义发展观正是在人们看到价值对人生存具有的独特意义，以及这一系列危机在理性框架内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才应运而生的。这种发展观着眼于人类生存处境的长远考虑，批判地反思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迅速发展的原因和后果。其启示性在于它预示了一条现代社会在盲目发展中迅速走向灭亡的危险。这无异于给狂热的发展鼓吹者浇了一头凉水。它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它无法处理想终止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实本身，而这种无法处理反过来又加重了其悲观。第三种发展观的合理性在于它看到了事物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期的这一事实。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往往事后才能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进而寻找其前因后果或者来龙去脉，“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不是人类设计出来的，在此之前，没有预言家对这些社会做出质的规定，对这些社会的判断都是事后进行的”[1]254。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如果因为未来不可完全预期就不去积极地探索和思考，那将更危险。因为社会发展毕竟是从事着有目的活动的人的实践结果和表现。事实上，从以前的悲剧中吸取教训，从现实状况中推演出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马克思说的“从后思索”等，都是我们处理问题不可缺少的方法。一味地观望和任其发展的态度是扩大偶然性的作用而忽视必然性的表现。必然性可以大致相当于规律性，即在某些特定因素相互作用情况下必然要发生某种特定后果的趋势。偶然性只是诸多已知因素以及眼下未知因素相互作用时所表现出的结果不确定的趋势。后者并不否定前者而是表达前者。 3.人类社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超巨系统，其发展表现为一个向更高自组织化程度过渡的进程。在这个生生不息的进程中，各种各样的因素进行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设定一个范围并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我们总可以发现有一对相反相成的因素构成的矛盾。在社会发展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把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发展观看作是这样一对最基本的矛盾。这一矛盾归根到底不过是理性和价值的矛盾的表现形式，它展开为物质和精神、效率和公平、肉体和灵魂、利益和正义、眼下和长远、科学和道德等等一系列矛盾关系。理性精神是西方文明传统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可以说西方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是与其崇尚理性分不开的。理性通过思辨和实证把自身以外的一切变成认识和征服的对象，造成一个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科学技术追求逻辑的严明和精确，追求实证的确切和完整。工业和资本追求利润和效率，具有无限扩张性。这些都与理性强调自由、重视逻辑推理、造就人精于计算、主动进取的文化性格等有关。西方人推崇理性，例如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神乃是理性之神而非价值意义上的神。他还认为幸福是进行理性思辨时获得逻辑完满或物质欲望得到满足时的感受，道德仅仅被认为是维持这种现存生活秩序的手段。推崇理性的人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是乐观的，认为理性和发展会使生活更美好而且能够解决前进中的一切问题和危机。相反，崇尚价值的人面对这些财富和危机时看到的是意义的丧失和死亡的前景。价值体现人生存的最终意义，体现人在生存过程中的主观感受，是人生活的好坏的最后标准。理性和价值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共存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悲观主义发展观有些也许是从理性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当它发现理性——人类这仅有的一点神性——并不是万能的时候，其关注的焦点便由肉体转向灵魂、由物质转向精神、由效率转向公平……。 4.同一切发展一样，社会发展也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理性和价值的矛盾构成其内在动力。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理性和价值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大致来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价值至上的社会，理性处于从属地位。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和秩序，重农抑商、重道轻技。由此抑制了那种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别人和事物的思维方式。重农抑商、重道轻技的原因是商业重利轻义，科学技术重推理演算而轻视领悟体验等，这些都对道德和价值具有腐蚀破坏作用。在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可以说是理性思维方式占统治地位。虽然经过漫长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压制（宗教精神可以归入价值至上这一边来），在启蒙运动以后，理性传统大放光彩，科技、工商业骤然膨胀，掀起了波及全球的现代化运动。近代以来，在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和冲突中，中国传统文化明显地处于弱势地位，甚至被边缘化。那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的老先生们自然担忧和悲观。同时，在西方理性传统思维模式下成长起来的文化精英们发现了西方文明的没落趋势，也陷入深深的悲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