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7)10-121-04 “现代性哲学话语”对现代性的探讨最终陷入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在“现代性哲学话语”看来，“现代性”与理性形而上学具有一种内在联系。由此，它们对现代性困境的批判和反思在根本上就是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反思。另一方面，“现代性哲学话语”在肯定的意义上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抽象精神或意识的特征与指向，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性哲学话语”对现代性的肯定最终又并未超出理性形而上学的领域。“现代性哲学话语”之所以陷入上述悖论，其内在原因在于这样一个至今尚未明言的理论特质：与理性形而上学纠缠不清。“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这种特质以一种极其精致而隐蔽的方式决定了其内部探讨的界限：始终无法真正解决现代性的根本问题——理性自觉与现代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 一 “现代性哲学话语”：与理性形而上学的纠缠 在西方哲学史上，现代性从确立之初就与理性形而上学纠缠不清，但二者在根本上始终无法真正融合。对于现代性与理性形而上学之间的含混关系，现代性批判话语并没有充分明确的意识。在解构理性形而上学的时候，它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把现代性简单地当作理性形而上学而抛掉，最终难以真正确立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实际上，“现代性哲学话语”始终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是理性自觉与现代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正如吉登斯所言，仅就“现代性”这一范式的流行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自觉的现代性现象，因为将社会历史时代作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本身，是以理性的自觉和主体的觉醒作为前提条件，意味着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这正是“现代性”的基本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至少从精神上说内在于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原则。① （一）理性形而上学与现代性的最初确立 理性形而上学对现代社会理性的最初确立具有不可回避的积极意义。从观念形态上来说，巴门尼德的存在说是理性形而上学的先驱。他断言可感知的变化的自然世界是虚假的“非存在”，唯一真实的是不生不灭、不动不变、完整单一的“存在”，前者为意见之路，后者才是真理之路。这种划分和对立正是理性形而上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在这里，理性形而上学所追求的真实性只在于永恒不动的整体性一元存在，并强调可表达性或自觉性是真实性的标准。苏格拉底开创了重理性、重普遍性知识的思路，这种知识不能凭感觉而须通过理性才能达到。柏拉图把普遍看作是与可感事物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东西——理念，可感事物要靠理念来说明。直到柏拉图的理念论，理性形而上学涉及的人类历史的根本性问题是：人类必须主动而自觉地行动——超越当下可感觉的、具体的、不可重复和无法累积的事物，把握并表达本质的、规律性的因而可以重复和积累的东西，否则人类不可能创造历史，不可能进步和发展。理性形而上学所涉及的人类历史的这个根本性问题也是现代性思想必须面对的。通过对两个世界的划分，柏拉图的理念论把“人的自觉”这一问题提得如此尖锐，它迫使人们重视自身生活的自觉性，从而使理性自觉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然而，柏拉图的理念论否定可感世界的真实存在，否定感觉的求知作用，实际上也就是否定感性世界的真实性和自觉性。亚里士多德试图综合真实性与自觉性，他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以及感觉在认知中的作用。但是，亚里士多德最终还是以逻辑的表达为标准，强调理性逻辑的自觉，而牺牲了感性经验的真实性和明晰性，最终断定有不可感觉的不动的永恒的实体存在，这个实体是宇宙的最高实体、终极存在，是自觉认知的最终依据。 撇开体系框架，可以发现，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奠基的理性传统，始终关注世界的自觉性和真实性到底何在。近代哲学以笛卡尔为开端，力图通过求知的途径来解决世界的自觉性和真实性问题。这种做法虽然限制了世界的真实性和自觉性，但是，它使现代性必须确证的理性自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早在苏格拉底，就提出了人“认识自己”的重要性，但直至笛卡尔，人的“自我”始终未被哲学家们所重视，他们总是从“我”之外去寻求存在和知识的根本原理。笛卡尔提出“我思”作为哲学第一原理，“我思”虽然是实体性的，但它对现代性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标志人类自我意识的充分觉醒，使古代哲学家所开辟的理性传统进入新阶段。现代性对真实性和明晰性的追求在经验论哲学那里则以不同的形式得以进行。就在这样一个世界的自觉性和真实性得到高扬的时代，由于哲学家们对超感知的终极存在、最高实体的确认，人类的理性自觉和真实存在最终不得不面对根本的怀疑和否定。一些哲学家由此开始否定传统的和当时的各种形而上学学说。最有代表性的当数休谟和康德。休谟怀疑和拒绝超经验的东西——形而上的实体和有关知识。沿着休谟的怀疑论，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发起了进攻。 在康德看来，理性不仅是认识的活动和能力，而且是实践的活动和能力。他认为，理性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最高实体不能通过求知的途径来解决。康德认为，理性作为认识，无需追求绝对的统一，但理性作为实践，它有理由追求的道德和幸福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经验世界不可能实现，它只有在超经验的本体世界才能实现，因而必须设定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康德理性所追求的最高存在虽然已经很少有实体主义的意义，但它所达到的本体存在意味着经验世界的矛盾的和解，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只是这种最高存在不再是认识的目标，而是道德实践的根据。康德所实现的这种转向，对建构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把理性自觉从认知领域扩大到实践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实践对理性自觉的要求比认识对理性自觉的要求更彻底。康德强调在认知领域，理性追求绝对的统一必然产生先验的幻象，因而必须限制统一、展现矛盾。但此番良苦用心并无多少实际效果；相反，由于康德批判的矛头并不指向理性形而上学的本体——集绝对的真实性和自觉性于一身的最高存在，所以，在康德之后，对经验世界的真实性和自觉性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也从认知领域扩大到实践领域。 （二）“现代性哲学话语”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 康德以后，“现代性哲学话语”普遍对理性形而上学进行批评，而对其中蕴涵的现代性精神并没有应有的重视。“现代性哲学话语”把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理性形而上学关于两个世界划分和最高实体存在的致思路径。理性主义高扬理性，断定理性思维能直接进入和运作于先验的理念世界。“现代性哲学话语”指出，对于先验的理念世界，并没有任何可以到达的特殊通道。“现代性哲学话语”批评理性形而上学追求超感知世界的原理，把理性自觉抽象化并试图以抽象理性来保证世界的真实性和自觉性。他们认为：将超感知世界看作真实的世界是以往哲学家的虚构，强调当下感性世界的真实性；理性形而上学的过错在于颠倒了感性的现象世界与超验的理念世界的关系，把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便是当务之急。然而，确证人的真实性和自觉性并不是对两个世界的关系进行简单地重新颠倒就能做到的。“现代性哲学话语”在批判理性形而上学的时候，未能正面确证人的真实性和自觉性，最终又或多或少地重蹈理性形而上学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