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研究上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论者从文献学、文本学、思想史等不同方面提出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有着虽然不是决定性“对立”但也是重大“差异”的观点,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在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谬见: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评价不高而恩格斯则“只是对费尔巴哈的无条件的推崇和肯定,而丝毫看不出有何稍微的保留”,这说明“当时的恩格斯被费尔巴哈学说的表面性的东西蒙蔽了,从而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马克思的认同,马克思并不支持自然辩证法的立场”;“恩格斯在整理出版《资本论》时存在着对马克思原稿的‘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因为长期在经济上依赖恩格斯而有可能使马克思在理论上做出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妥协和让步,两人的合作不排除彼此误解的可能性”;恩格斯思想与马克思思想之间有“基本预设上的距离即所谓思想上的异质性”而非“基于共同的预设而形成的”“次要的、非实质性的差别”;等等。《现代哲学》2007年第3期发表了何中华教授的《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别》一文(以下简称《何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些观点。《何文》除了在持论上散发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浓重气息外,而且在讨论中还掺杂了一些非学术的因素特别是个人主观心理揣度倾向,这就不仅在理论上制造了许多混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既贬损了恩格斯也贬抑了马克思,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 观点之一:《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评价殊异:“马克思的确是对费尔巴哈表示赞赏的”,“但马克思毕竟确立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逻辑,”“很自然地实现了哲学的‘实践转向’”,“找到了超越费尔巴哈的原初基础”;而恩格斯“只是对费尔巴哈的无条件的推崇和肯定,而丝毫看不出有何稍微的保留”,这说明“当时的恩格斯被费尔巴哈学说的表面性的东西蒙蔽了,从而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我们这里不谈《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评价的思想内容本身,只是通过考察《神圣家族》写作的有关情况及其理论倾向,来判断这部著作中对费尔巴哈的或赞扬性或批判性的评价究竟是应归于马克思还是应归于恩格斯。 第一,《神圣家族》作为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合作完成的完整著作,其理论立场和倾向应当是统一的,而事实上也是统一的。这部长达20个印张的大部头著作,尽管恩格斯只写了不到十分之一的一个半印张,但出版时的署名是“恩格斯、马克思”,短小的论战性序言的署名也是“恩格斯、马克思”。可见,单从形式上看,《神圣家族》的理论倾向包括对费尔巴哈的评价,都应当由恩格斯负责或者由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负责。退一步,从实质上看,这部著作几乎可以说是马克思的独立著作,以至于当恩格斯得知马克思“把《批判的批判》扩充到二十个印张”后“大吃一惊”,甚至表示连“关于书的出版,我都没有听到过什么”,无怪乎他对马克思说:“你把我的名字一起写在书名下面,这就未免显得奇怪,因为我至多只写了一个半印张”[1](P19),而且“从广告上看到,你把我的名字写在前面了,为什么这样?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写,而且[你的]风格也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1](P26)事实上,把《神圣家族》视为马克思的独立著作,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也是以“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论》中”[2](P241)这样的方式确认的。既然如此,那么书中对费尔巴哈的评价,就应当由马克思负责或者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负责。总之,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讲,都不能够把对费尔巴哈的赞扬性评价置于恩格斯名下而把批判性评价置于马克思名下。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是否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问题,学术界历来就有争议,至今尚无定论。但是,无论人们对《神圣家族》的理论倾向有多么大的争议,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这部书的批判对象正如其标题“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所指明的那样,是对“鲍威尔兄弟及其鸠集在‘文学总汇报’周围的追随者们”及“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或黑格尔左派)”的批判,“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3](P681),而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在《神圣家族》中还没有开始。这表明了《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受费尔巴哈的“强烈地影响”有多么大,而这种“对费尔巴哈的迷信”态度与马克思在较早些时候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费尔巴哈所持的推崇态度是基本一致的:“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4](P86)关于《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还存在着“对费尔巴哈的迷信”这一点,马克思于1867年4月2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是给予确认的:“我又看到了《神圣家族》,……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5](P293);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也认定:“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到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2](P222) 真正开始对费尔巴哈给予彻底而系统批判的,是“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2](P213)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性地指出,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来实现的。”[6](P34) 对于一些学者来说,在如何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与费尔巴哈的关系问题上,一个不可跨越的认识障碍是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从《手稿》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赞扬、崇拜发展到《提纲》、《形态》对费尔巴哈的彻底批判?为此,就必须要为马克思找到一个从《手稿》到《提纲》、《形态》的过渡环节,而这个环节就是《神圣家族》。人们思考问题的预设是:《手稿》对费尔巴哈的崇拜→《神圣家族》对费尔巴哈有保留的批判→《提纲》、《形态》对费尔巴哈的彻底批判,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思想发展的一般逻辑。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预设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来说可能是不适用的。其实,只要回顾一下从1842年前后开始理论活动到《提纲》、《形态》的写作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跳跃性发展轨迹,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们与多少个思想流派决裂已经数不胜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从《神圣家族》“对费尔巴哈的迷信”到《提纲》、《形态》与费尔巴哈彻底决裂的缘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