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9-0054-05 黑格尔曾经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1]（P157）所谓家园，其实就是由文化认同所引发的精神上的归属感、思想上的一致性和思维上的一贯性；在文化认知上表现为对作为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想传统、精神理念、文化习俗乃至生活方式的认同、尊崇和追随。哲学对“精神家园”垦殖与构筑的目的，就在于能使现实中的我们随时能找到“回家”的感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百年历程，已经使它在当代社会展现自身意义的过程中，打上了独特的中国身份标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辉煌成就是这标识的表征。问题是，马克思哲学能否给予我们一种精神家园般的感觉，如同古希腊哲学之于黑格尔？ “家园”的物像结构可以表现为独特的地理环境、血缘关系等可以物化的物质具像。“精神家园”则有所区别，它也可能以固有的地缘、亲缘为基础，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培植起来的文明和文化的血脉关系。“精神家园”是在人的历史中生成的，但却只能在现实中被人所认识。作为文化和文明的历史性积淀，精神家园不仅“种植”了一个地域或民族文明的基因，开启了一个文明的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总是以自身固有的方式哺育浇灌着它在不同时代结出的果实，构成了民族延续的精神血脉和民族生命之树的根。正因为如此，现实中的人才会在精神迷失、意义困惑、价值消解等状态下，把社会转危为安的企盼寄托在“回家的路上”——从胡塞尔“朝向事情本身”到海德格尔关于“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却不在”的追问，都是如此。 欧洲文化，从来就把古希腊和古希伯莱文化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马克思本人亦如此。这不仅表现为马克思对两希文明的敬仰和尊重，还表现在他的理论不断受到这些文化传统的影响。马克思理论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性以及对现实超越的无限向往，无不打上古希腊文化和古希伯莱文化的烙印。独特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文明和文化，也为解读现代人的精神家园提供了独特氛围。 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初始阶段就已经取得了足以令共产党人引以为自豪的骄人成就：政治上，它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理论上，为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搭建了最有说服力的舞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开辟了中国传统文化未曾给予的新视野，因而也在理论的传播过程中显示出巨大的感召力，赢得了中国人极大的尊崇。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然而，历史的真实却孕育出一种理论的虚幻。曾几何时，我们的哲学研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自身的传统对立起来，并企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旨趣，酿造我们的“精神家园”。的确，当理论的空泛无以应对现实社会的巨变之时，意味着传统精神家园的失落。但问题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仰仗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重构我们的家园？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它存在的历史构筑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尽管在近、现代之交的文化裂隙中，我们有过否定传统的历史性冲动，但这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弭或消解，中国人的精神依托，仍然固执地镶嵌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换句话说，当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它在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赢得了中国人的尊敬和信奉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能取代中国文化来充当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尽管有人说死后“去见马克思”，但这仅仅是缘于政治信仰层面的调侃，却完全不是对生命归宿的文化认同或对终极价值的理性认知。精神家园是对生活意义和生命归宿的一种文化认同。在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我们几乎能同时找到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印记，却很难寻觅到马克思思想的踪影。因此，真正根深蒂固地凝结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沉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提炼为一种习惯性思维方式的依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无论是站在社会层面主张人的实现的儒家，还是站在生命层面追求人的超越的道家，其思想精髓经过2000年的锤炼，穿越历史的时空，仍然在塑造着今天的中国人。中华民族早已经成为人种所包含的生理特征和地域范围以外的文化特质的代名词。林语堂曾说过，中国人在社会人格上是儒家，在自然人格上是道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代表着中国人普遍的处事态度，表明孔孟老庄的思想精髓早已沉淀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至少是现在还没有成为我们精神家园的构成要素，这就是当前理论界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根本理由。“中国化”的目的是丰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为我们的精神家园添砖加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纳和认可，是把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来检视我们的传统并指导我们的现实，而这种认可的前提在于，我们能否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找到其相通相容之处，能否用我们固有的文化和文明意识解读马克思，能否自愿自觉地把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化为一种我们文化能够包容的现实生活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之外为我们再造一个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外在于我们文化的一种思想，并且，它还昭示着国家意志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关联，即国家意志只能引导文化的发展方向，却不能创生新型文化；外来文化只有通过改变生活世界，并且凝结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才可能真正融入本土文化之中。比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是通过对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重新塑造才完成了与中国本土文化，主要是与儒家、道家的融合。历史表明，外来文化要在本土扎根，没有千年的锤炼是不可能完成这种锻造过程的。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扎根于西方文化，也是通过对古代乃至近代以来欧洲生活世界的逐渐侵蚀和颠覆，以及对人们生活方式的逐渐渗透和改变完成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口号，或者一种颇具时效性的政治使命，而应当视为一个思想文化融合的“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