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研究与人的研究的相关性 关注人与人的命运从来就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质。尽管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但是他也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的对人的关注。阿尔都塞想要指出的不过是：马克思是从客观的历史规律而非人学逻辑达到人的解放的结论的。这一点阿尔都塞是深刻的。但是如果因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判断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丰富的人道精神，那就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的误解。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确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理解的倾向。这种倾向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关注人与人的命运的特质，但是它由此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则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理论在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做法无异于把马克思主义拉回到抽象的关于人的道德说教的旧理论上去。我们只要看看法兰克福学派的诸位思想家的著作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他们离开历史规律就人论人，以人学的逻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状态。但是他们在如何摆脱“非人”状态的问题上显得那么的无力：不是在艺术的世界中找寻精神的慰藉就是在道德的层面探讨商谈的公平性。这样的研究实际上已经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很远了。 萨特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个人学空场。有不少学者凭着保卫马克思的责任心对萨特的这个论断进行批判。比较典型的是肯定马克思那里客观存在着人学理论，不过这种人学理论与萨特的“总体化”人学具有本质的不同，它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哲学概括，是一种科学的人学。但是这些学者是否可以换个角度思考，即萨特的这个论断并不错。马克思主义那里的确不存在萨特所需要的那种人学，那种抽象的人的形而上学沉思和伦理意义的探索，那种从人的存在的非历史情景中探索人的命运的学说。存在萨特意义上的“人学空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缺陷，这正是马克思主义高明的地方。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抽象地谈论人对于人的解放是无济于事的，人的解放的道路在人道主义的“人”之外。 种种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关系的学说无非是在争论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命运、人的解放的关注度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命运、人的解放的意义。从整个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历程看，答案是明显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与人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同样明显的是马克思的人的研究走的是一条与其他学者不同的道路，是一条科学的道路。 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与人的研究的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前提就是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① 马克思的整个学说就是从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出发的。在马克思看来，离开现实的个人，就难于找到科学研究的入口。黑格尔主义从抽象的理念出发，所以，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而费尔巴哈则把无历史的自然作为研究的前提，到头来只能达到抽象的自然主义。第二，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内容就是人的活动。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②。从横向看，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一切理论的东西无一不是人的活动或与人的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是人的交往活动的产物，历史是人的活动的过程。即使是自然，马克思也是从它与人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③。从纵向看，马克思主义每一个阶段的哲学研究都是围绕着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展开的。无论是早期的哲学—政治学研究，还是中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晚期的人类学研究，无不是对人与人的存在方式的探索。第三，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目的是人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科学的哲学研究就是为了探索人类自由解放的切实可行的道路。他指出，自己的学说就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这个学说就是要在理论上科学地论证这样一个社会的必然到来。这个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 不仅如此，而且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总是深入到人的最根本的活动及其条件，把人的生存的公正性看作评判是否的基本原则。《莱茵报》时期，面对普鲁士贵族阶级保护个人财产的振振有词，马克思提出了他们言说中的不合理性，因为这些贵族没有看到，人的生存公正比起表面上的财产公正更为根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批判斯密关于经济状况的好坏对工人阶级生活好坏的相关性。马克思指出，无论是经济衰落、繁荣还是繁荣的顶点，工人阶级的生活总是处在贫困之中，因为经济的变化改变不了工人阶级基本的生存状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进程的分析，揭示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趋势，并进而提出这种趋势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可能改变的生存样态，工人阶级要从这种生存样态中解放出来就必须走出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又为这种走出提供了现实的条件。马克思把人的解放落实到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上，这不仅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历史发展方向的代表，而且因为他们是社会不公平的最大的受害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马克思浓厚的人道情怀。与历史上的人道主义所不同的是，这种人道情怀是建立在科学探索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对无产阶级而言，一切温情脉脉的道德怜悯和漫无边际的理论慰藉都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唯有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从马克思哲学研究与人的研究的相关性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的理解的过程本身就是他哲学思维模式的变化过程，或者也可以说，马克思哲学思维模式的变化过程本身就是对人的理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人的理解变迁是最为跌宕的，它展现了青年马克思（1841～1848年）哲学思维模式的重要转变，即从思辨走向科学。而这个转变使马克思不仅开创了人的研究的新路径，而且开启了哲学、社会主义理论走向科学的大门。 从黑格尔主义的抽象的人到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 在人的理解上，马克思如果不是初始那也是在进入哲学领域的初始，接受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及其在德国的理论反映的康德—费希特主义的因素。这种因素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对人的行动与自由的关注。但是过于空泛而抽象使得马克思在遇到黑格尔哲学以后就告别了康德—费希特主义。因为马克思看到，形式枯燥和晦涩的黑格尔哲学却是深含着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具体的思考。于是，马克思进入了黑格尔主义的领域。当然，在马克思的进入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以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一支，把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转到了“自我意识”，以凸显黑格尔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博士俱乐部时期，马克思接受的正是这样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