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7；B7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11-0028-16 法国思想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由来已久，且作为一个传统保留至今。随着近年来西方世界尤其是法国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也不断增强，并涌现出了一批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 一、在文本的重新解读中探求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帕斯卡尔·贡伯玛尔（Pascal Combemale）和让-伊夫·卡尔维（Jean-Yves Calvez）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呼吁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重新解读。前者在《马克思导论》中，以马克思的生命历程为主要线索，追寻其政治和思想活动的轨迹，揭示了马克思的“颠覆性的批判意识”是如何受到人的自我解放的希望影响的。作者强调，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摆脱资本的统治，而马克思对于社会商品化和市场全球化的预见已被现实历史运动所证实，并且，马克思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对我们依然有极大的启示意义。作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就是不断接受各种新知识并对之进行批判，从而不断塑造自己理论的过程，而今天的读者也应在今天特定的历史情景中不断重读马克思。让-伊夫·卡尔维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一种思想，一段历史》一书对马克思的思想和那些视为与马克思处于同一学派的思想家们的思想进行了整体性勾勒，研究了马克思思想在马克思身后的传播史，并认为马克思的反思本身和以此种反思为名而进行的现实活动之间存在着巨大裂隙。 伊莎贝尔·伽沃（Isabelle Garo）在其文章《马克思思想中的商品拜物教——在宗教、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中重新解读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作者认为，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问题的研究受到了来自18世纪〔尤其是德·布洛斯（de Brosses）〕的原始宗教理论的启发：马克思从德·布洛斯的分析中把握到的主要是一个投射的观念，即人将他们自己的力量投射到他们所崇拜的外在对象上。但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对表象的多种功能进行多维度分析，通过把握表象对于经济与社会总体的再生产的促进功能而将表象归入到经济与社会总体中。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认为拜物教不是一种信仰的表现，而是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对商品的超感性性质的一种无意识的、非宗教的信念，在马克思看来，需要研究的正是使这些表象得以产生的现实领域。作者指出，与德·布洛斯相反，马克思从商品拜物教中看到了抽象劳动的环节；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从商品拜物教中看到了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基础之上诞生的那些幻想的社会性发生机制。正是在同这些理论的相遇和交锋中，马克思推进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形成的理解，并进一步将对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批判扩展到对其哲学基础的批判。 帕提克·托尔（Patrick Tort）是法国著名的达尔文主义思想家，他于2006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意识形态问题》（第二版）是八年前刊行的同名著作的修订版，出版后引起法国左翼思想界的关注。该著作重新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以新的方式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诠释，围绕政治控制，知识、观念和符号控制以及信仰控制三种控制方式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两个方面分析意识形态：一是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于现实的不自觉的颠倒，二是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所进行的有意的意识操纵，其意图在于对某个社会群体进行控制——而正是在进行后一个方面的分析时所提到的埃及祭司的例子，使帕提克·托尔获得了灵感：他有意识地将意识形态问题与法国社会所存在的那种愈来愈严重的对于媒体的盲从联系起来，呼吁拒绝“新异化形式”。作者认为，只有所有人都诅咒这种制度，才能将我们自己的法则施加于这些异化形式之上，使它缩短存在的时间。作者并不满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观点的“二元性”，认为埃及祭司在建立“通过精英的统治”（即通过知识和交往对不同阶层进行的统治）时从一开始就不是无意的。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意地进行“良心的重塑”。 葛兰西的文本是法国思想界在重新解读马克思时十分倚重的思想资源。在《葛兰西面对马克思：他所看到的和他所未看到的》一文中，法比奥·佛西尼（Fabio Frosini）认为，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真理性”不在于它们是否接近源头的“真理学说”，而在于它们各自对“源头”进行重新挖掘的能力：把从中得到的启发作为理解和改造世界的批判性因素，同时创造出“知识的效果”。在作者看来，并不存在一个所谓“正统”或“权威”的马克思，葛兰西对马克思的阅读塑造了一个他自己的马克思形象，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方向。葛兰西对马克思的阅读以1926年为分界点。在1926年之前，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学说”，而是大众的历史运动，其方向是被剥削者集体“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而马克思则是“历史学家”和“行动的人”，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在历史中通过阶级而产生的作用。此时，葛兰西强调的是马克思人道主义的一面而不是哲学的一面。1926年，葛兰西被捕之后写就的《狱中笔记》，则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问题。此时葛兰西受拉布里奥拉（Labriola）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融贯的哲学，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为此，葛兰西开始“选择性”地阅读马克思。这时，葛兰西把实践作为马克思思想的线索，通过这一线索，把社会现实理解为“力量关系”的相互交叉，这和人们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是相反的。作者认为，通过葛兰西对马克思的阅读可以看到，并不存在一个“本来的”马克思，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并非简单地作为科学或作为意识形态而出现，它本身是理论和意识形态的交叉，以系统性和策略性的批判为特征，是革命性的哲学，即把哲学阐述为哲学—政治，并成为大众历史运动的哲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