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2007）10-0032-04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双重论域 从词源学上看，“市民”（Bǖrger）的德语原义为居住在中世纪城堡（Burg）中的居民，他们摆脱了封建领土的控制而拥有市民权，基本上都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具有转变成资本家的可能，顾名思义，市民社会是由政治上和经济上相对独立的市民组成的社会。对市民社会的论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将市民社会（Koinóniapolitiké）视为城邦，该概念“在14世纪开始就为欧洲人采用，其含义则是西塞罗在公元1世纪便提出的。它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指也已发达到出现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1]（P125）应该说，城市文明形成以来的政治社会可以被看做广义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及“旧市民社会”、“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狭义的市民社会则专指私有观念发生作用特别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是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着力点。[2]（P93-94） 在颠倒黑格尔政治哲学思辨逻辑的过程中，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它“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以及“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5]（P41）失去“一切物质交往”的国家当然只能是思辨领域的空中楼阁，黑格尔的逻辑悖谬恰在于此，他忽视“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殊不知，正是“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才是动力”，即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来说正是必要条件”。[14]（P11-12）马克思高度肯定市民社会的历史价值，认为较之突出“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而言，重视市民社会的历史观才真正值得称道，因为“市民社会是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5]（P41） 马克思从双重路径审视市民社会，从物质基础层面而言，市民社会是政治生活的前提，在中世纪时代，“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4]（P90-91）在封建社会，“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例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4]（P186）在现代社会，“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5]（P145）但从价值诉求层面而言，马克思看到市民社会并非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成为可能的社会，因为它“以商品交换关系为核心”，使“人们的社会交往采取了异化和物象化形式”，甚至成为“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抗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社会”，[6] 这样的社会当然是要加以扬弃的。 既然市民社会是政治生活的物质前提，对其做纯粹的哲学批判难以产生现实的政治力量，马克思为此钻研穆勒、斯密、萨伊等国民经济学家的市民社会理论，因为“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经济解放进行的”。[7]（P251）也正是在理解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中，马克思肯定市民社会的物质力量，同时戳穿了市民社会的政治哲学神话，指出市民社会是“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8]（P32）使人们走出市民社会阴影的遮蔽。如果说人们的政治生活具有两重内涵，即“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的话，那么，“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4]（172—173） 如何扬弃市民社会的价值误区？这是政治哲学不能忽略的问题，马克思以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种价值进路加以说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摧毁了专制统治，“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就是说，组成为现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是人民同自己的共同体相分离的众多表现。于是，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4]（P187）但资产阶级革命的限度决定其不可能完成对市民社会的真正克服，因为政治解放离人类解放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对市民社会政治性质的消灭仅仅使其脱离政治形式，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仍然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换言之，市民社会问题的实质在于资本的统治，“市民社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自由与平等就已经流于形式。因为，随着以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即资本的出现，市民社会中拥有平等权利的市民早已发生分裂，一部分人转化为无产者，而另一部分人则转化为资产阶级，自由与平等被阶级差别与剥削所取代，市民社会已经变质为资产阶级社会。”[6] 资产阶级革命致力于消除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而非扬弃资本的统治，而仅仅就对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的消除而言，当时也只有法国革命完成了这一点。无产阶级革命则“为消灭[Authebung]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9]（P238）因为市民社会与私有观念共存，当私有观念得到扬弃，人际交往达到无功利的和谐状态，市民社会自然为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社会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