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路”

作 者:

作者简介:
魏博辉,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社科部教授。(京 100083)

原文出处:
石家庄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的展开中,又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只是“学理”上的道路。在实践中,它们紧密相联,交互作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的阶段。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8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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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72(2007)05-0016-06

      马克思主义从不断地“化”中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学理上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消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后取得的理论成果。但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化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三个阶段,它们也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着相互运功的逻辑,它们相互渗透,交织在一起,体现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之中。本文的结构只是从学理上划分并作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化”中国

      19世纪70年代,就有中国人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启了大门,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开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此后便势不可挡,并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劲而巨大的思潮,开始了在中国传播、实践和发展的新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19年李大钊在《晨报》开辟了唯物史观的园地,后又在《新青年》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陆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等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作为崭新的革命理论,引起了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他们进行学习和研究,以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纷纷建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自发变为自觉。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理论刊物有《向导》、《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还创办了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陆续出版发行了马克思主义丛书。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批马克思主义原著被译成中文。特别是在苏联哲学界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被介绍进来,如《辩证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三部著作影响很大。当时革命根据地马列原著的译本很少,1938年,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由张闻天主持先后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马恩通信集》、《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等著作,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极少部分。当时俄国成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中转站”,毛泽东更注重接受、研究列宁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引起巨大反响的是苏联教科书式的著作,如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别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尔后,又有很多译著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初直至1949年,全国译出的马列著作有500多种。直至后来,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等。

      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地消化,深入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逐渐规范化和通俗化,在翻译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苏联教科书之外,也有自己写作的马列理论的通俗读物,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陈唯实的《通俗哲学讲话》等,毛泽东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大纲)》,也就是建国后经过整理、修改后正式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们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同时,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毛泽东的“两论”就注意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形式。又如毛泽东采用了中国式的通俗语言即“实事求是”,概括了我党的思想路线。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的一般性、国际性同形式上的特殊性、民族性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在世界上还有各种各样民族和国家界限存在的现在,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不依各民族发展的条件而采取不同表现形式的,它决不会成为全世界一致性的国际形式直接表现出来。因此,具有“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苏联化”、“东欧化”,也能够“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化”中国,那是因为: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具有“实践性”的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西方哲学中多把“实践”置于伦理领域来探讨,如近代的康德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之中,但他主要将其运用于伦理道德领域,尔后费希特、黑格尔都发挥了他的思想。马克思扬弃了前人的实践观,吸取了有关实践具有的自主性、创造性的合理部分,认为实践是一种主体能动地变革客体的现实的对象化的活动,劳动、实践的本质就是人把自己的需要、愿望等本质力量对象化、外化于现实事物身上,这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一个“实践”的概念,而在于真正的实践,即“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实践的转向”。当时的中国人民正在寻觅着改造旧世界、建造新世界的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把这一需要、愿望等本质力量对象化于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上。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这种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来指导。正是其实践性,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化”中国。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具有“革命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实践是“革命的实践”,是使现存世界不断革命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它是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提供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指引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获得解放的理论。因此,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 285-286。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因此,中国人民开始进行了推翻三座大山、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实践,以获得中国人民的解放,以致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正是其革命性,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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