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核心是其哲学）的基本范式，不少人将其概括为三种，即以“西”（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他理论）解“马”（马克思主义），以“中”（儒学及中国传统哲学）解“马”，以“马”解“马”。本文提出以下思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的高度，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范式，可简称之为以“新”解“马”。 所谓“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是指以全人类为主体的、涉及各个学科领域的、具有进步性特别是时代性的思想理论之总和。而马克思主义具有多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作为个人学说的狭义马克思主义，即马列学说。第二种含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观点和学说，而且包括后人对它们的丰富和发展，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这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种含义则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所说的、作为执政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只是马列学说中的精华或“硬核”即普遍真理。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应当从作为个人学说的狭义马克思主义入手，提炼和深化作为执政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质是马列学说中的普遍真理，进而来丰富和发展广义的马克思主义。 一、以“新”解“马”的必然性 站在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的高度，即以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为参照，来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并非是我们的一相情愿和主观偏好，而是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1.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在一定意义上说，人们都是从自身所处的时代（包括他们所达到的素养、所处的境遇、面临的问题、关注的重点和兴趣等）来理解和解释过去的历史包括理论学说的。试想，千年之后的人类会怎样看待今天的马克思主义？难道他们不是必然从那时人类所达到的文明发展新成果的高度来看吗？今人实际上也是这样，基本立足点无疑是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所达到的现实水平。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今人同千年之后的人类在质上是同一的——都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后人，只不过存在着量的差别——马克思距离今人的时间稍近些，距离千年之后的人类的时间则更远些。反过来说，作为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后人，他们已经生活在很不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们又怎么可能摒弃业已享有的文明成果，抛开一切现世的关切和烦恼，完全用前人的、他人的甚至古人的眼光去看待前人，即所谓以“马”解“马”、以“西”解“马”和以“中”解“马”呢？ 可见，以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为参照来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的历史趋势。这应当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常态（虽然迄今人们并非完全自觉）。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那些理论，不都是借鉴和吸收了国内外大量最新成果吗？即使不谈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理论，仅从中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进展来看，像系统思想、价值论、解释学等突出成就，不就是参考和融汇了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吗？相反，不以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为指导，倒是一些特例甚至反常现象了。后一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譬如，有人仍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有人则站在儒学的立场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对此，可以借用黑格尔的表达方式予以评说，它们是“现存的”，但不是“现实的”；“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而它们是落后于时代的、丧失了必然性的东西；“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1]（P215—216）。 2.从研究对象的角度说。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欧洲，其产生又主要诉诸无产阶级，但它像一切科学一样，本质上反映着绝大多数人的、全人类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没有国界，它是一切追求社会进步的人们的共同的精神财富。而且，马克思主义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是建立在批判和吸收人类已有主要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所以，列宁说：“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2]（P258）既然对象如此深广博大，因此，仅仅局限于某种认识工具、某一视角是十分不够的，只有用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作参照，才能与对象的性质相适应，才能够科学合理地阐释并发展马克思主义。 3.就中国的特殊性而言。诚然，我们的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现行社会制度也有某些优越性（如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对人类现代文明也有一定的贡献。但相比而论，毕竟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至今尚未实现工业化，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还较多，同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相比，在社会文明程度方面仍有很大差距。所谓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虽然也包含当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但其主要部分则来自于那些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坦率地承认这一事实，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激励我们尽力改变落后面貌。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工业文明、现代文明的沃土之中，倘若我们囿于自身的发展阶段，从农业文明的立场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就会曲解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前进方向背道而驰。而强调以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为参照，有助于我们超越自身的局限，扩展我们的视野，吸纳更多的营养和“负熵”，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