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随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问题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以至于在2007年10月苏州召开的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赫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确立为论坛的核心论题。可以预计在近一个时期，如何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将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研究范式是我们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维度，从以往的研究历史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三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一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教科书范式”；二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范式”；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范式”，这后一种研究范式时期众声喧哗，呈现出新旧范式交替的特征，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尤其需要我们对以往的研究范式进行认真和深入反思，进而探索和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下面这组专题讨论文章，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创新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专题讨论的形式，促使学术界同行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共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主持人：汪信砚）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6-0001-10 范式是学术共同体自觉认同和持有的一套基本信念、解释原则及评价标准。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范式是共同体成员们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它“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1]（P21、24—25、9），并由此而形成一种连贯的学术传统。这样一种对学术探索活动起到重要规范作用的范式，无论是在科学研究还是在哲学研究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从哲学史上看，不同的哲学流派都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式，而哲学流派的兴衰更迭则意味着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不过，我们并不同意库恩关于不同范式无法通约、不可比较的观点。至少在哲学研究中，范式是有优劣之分的。确立一种优选的研究范式，对于持守和发扬一种哲学的学术传统，强化其理论生机与活力，推动其理论创新和与时俱进，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有人认为，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它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1）20世纪80年代以前即建国以后头三十年的教科书范式，其基本特点是以以往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为概念框架、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去宣传、讲授、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建构包括中外哲学史、伦理学、宗教学、逻辑学和美学等在内的全部哲学学科，去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2）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范式，它以变革教科书体系为基本指向和主要任务，其突出特点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规律与人的历史活动、自由与必然等哲学所探索的重大关系问题，并力图在这些重新理解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范式，其主要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由“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出现了“开拓性哲学”、“准原理哲学”和“专门化哲学”的萌芽[2]。在我看来，上述区分是有根据的，尤其是关于“后教科书范式”的表述。根据我的理解，所谓“后教科书范式”就是没有范式或没有形成新的统一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确实表现出很强的“问题意识”，并关注和研究了大量的具体理论问题。但是，由于明显缺乏共同的理论兴趣，已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共同关注和探讨一些“热点”及“焦点”问题，而且也明显缺乏共同的问题意识，即在应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怎样提出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怎样去解决问题等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有人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多年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繁荣的时期。但是，透过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论者往往并非真的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些研究或这些研究的意义何在，至少在这些问题上尚未形成普遍共识；尽管提出了许多新词新说，它们或许可以说是张三的哲学创新或李四的哲学创新，但却很难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所有这些，非常类似于库恩所说的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新旧范式交替时期，即科学危机时期的诸种征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处在这样一个旧的范式已经失去了约束力，而新的范式又尚未形成的“危机时期”。可以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特别是像今天这样对于到底应该如何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甚至对于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众说纷纭和感到迷茫与困惑。如果任由这种无范式的危机状况持续下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会逐渐消融于对各种具体问题的无原则的议论之中，甚至消融于与其他各种哲学的“对话”和“互动”之中。因此，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努力探寻和牢固确立一种优选的即应有的研究范式。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完成它所肩负的理论使命，必须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铸中国传统文化，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哲学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当前现实或当前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即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当前现实，从中提升出具有时代性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回答，指导中国的当前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如是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紧紧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它的理论目标就是要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因此，是否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成为衡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和成果的意义的标准。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质特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质要求。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始终成为时代精神精华的根本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是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基础，从而也是哲学思维应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因如此，实践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然而，实践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直接现实性。一方面，实践总是具体的，总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现实条件下进行的；另一方面，实践又是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着的，它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相同的规定性。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就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抽象化和教条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不同时期的人类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P406）“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P481）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本质要求概括为“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的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思想。他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5]（P161）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研究范式，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