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国家当代人地关系地理学的传统与趋势

作 者:

作者简介:
肖平(1962-),男,湖北武汉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地关系地理学。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2 明庆忠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2

原文出处: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晚近时期英语国家人地关系地理学的发展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思想观点都有各自的特色,但又有继承性:(1)上世纪50年代以前两大方向并列发展期:人类对地球的改变(或文化景观)和改变我们的地球,两者都是在抛弃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基础上力图重新解释人地关系。前者与历史学和人类学关系密切,强调过去的变化,所以被称为历史地理学或文化景观论。后者大量吸取生态学的观点和思想,投身于当代的资源管理事业,因而被称为人类生态学。(2)60-70年代批判和反批判时期:上世纪60年代,两个方向都遭到计量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夹击。前者对批判的反应形成分化,产生了文化生态学——政治生态学和人本主义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两大系列。后者则接受了政治生态学的观点,演变成一种跨学科研究。(3)80年代后既分化又统一时期:分化表现在难以用单一的范畴概括学科的发展特征,统一表现在大多数学者致力于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研究中,如政治生态学、全球变化和可持续性科学。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0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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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7)04-0089-11

      地理学是唯一冠以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在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卓有成效,但一般人谈起人地关系来,只知道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或当代悲观论与乐观论的争论,对人地关系的地理学研究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对地理学的发展极为不利。本文的目的就是评介英语国家(主要是英美两国)人地关系地理学的传统和趋势。笔者深知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将这一研究传统的历史渊源和丰富内容交代清楚将会十分困难,因此将重点放在近一百年(特别是二战后)的进展上。

      历史渊源:两大方向

      从哲学层次来看,人地关系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人作用于环境和环境作用于人,人地关系地理学正是这种辨证观点的具体表现。源于希腊语的“地理”一词,字面上的意思是记下或描写地球,地理学就是研究我们如何将地球看成是人类的居住地;因此,一个被我们改变的地球,同时又不断改变我们的地球从一开始就构成了人地关系地理学中两个并列的方向。

      人类对地球的改变,或人文化景观(humanized landscape)①,不可能不考虑过去的人类活动,在英国,这一类研究被冠以历史地理学的名称。通过编年史的形式,将地理与历史结合起来,首先是由历史学者进行的。[1]他们认为没有地理背景,人民——历史的创造者——就好像行走在空气中。土地也是一样,不能仅仅被看成是一种活动的场所,它的影响可以通过食物、气候等许多形式体现出来,正如鸟与巢穴,国家与人民。历史地理学就起源于在地方史的研究中,力图将地理要素融合进来。“一切人类史就是区域史,忽略地理就会失去其价值和意义;反过来,人文地理的重要性取决于它是否只考虑事实而不考虑具有原因和影响的事件与地理分布的历史过程。”[2]当然,部分历史学者承认,这种思想部分是来源于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的书籍。[3]

      这种史地不分家的思想极大地启发了那些力图将公认的“历史”要素引进人文化景观的地理学家。这种方法在当时是相当吸引人的,因为利用的数据和材料虽然是历史的,但研究的结果、目的和形式却是地理的,这就可以和臭名昭著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划清界限。麦金德首先采取了这种方法,他认为地理学就是历史的现在。[4]这种思想和方法迅速流行,以至于英国的地理学会(The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和历史学会(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代表坐在一起讨论什么是历史地理学。尽管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共同的观点是:历史地理学是研究过程的发展和对“现在”的描述,而不管“现在”发生在什么时候。[5],[6]

      在美国,人类对地球的改变这个主题与美国地理学家、律师、公共事物家兼哲学家马什 (George Perkins Marsh)总是联系在一起。因为人类对地球的改变,如城市、空气污染、毁林和荒漠化,往往伴随着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或对周围环境的侵占,将之转化为自己的居住地,而马什被认为是第一位系统阐明了人类已经把地球改变了多少以及造成这种改变的主要原因。[7]他在 19世纪就记录了人类活动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添列了人类对环境所做的“善事”和进行的破坏,最重要的是他表明了人类活动是如何在程度和种类上产生了远超过人类预想的变化。[8]

      马什的重要作用不在于认识地球的变化,而在于把变化定义成一个问题。可惜这种思想长期受到冷落,原因是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类造成的环境变化,已经使我们的星球变得比从前更好。“美国观念的本质就是人类对巨大自然力征服与控制的安全感”。进步和环境变化在19世纪西方人的理念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们似乎是不可分开的思想。[9]如在马什的书《人与自然》发表之后的半个世纪,英国地理学家在回顾同一领域时,还把马什作为“典型的悲观主义者”,并称他太倾向于黑暗的一面。

      直到美国文化景观论的奠基人索尔在1955年共同领导一个致力于马什研究的研讨会并编辑出版《改变地球表面的人类作用》一书,马什的思想才重新得到重视。[10]索尔曾经师承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辛普尔,但他完全不同意他老师的观点,而把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景观或土地的可视变化上,在美国地理学界被称为伯克利学派或文化景观论。他将历史看成是全面理解文化景观的不可或缺的成分,但他将历史和地理连成一体的工具是人类学,极大地吸收了人类学家的超级文化有机体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化是一种消除个别特色的营力。他和他的学生们长期致力于研究拉丁美洲农村和其他农业社会,认为任何一个地区都存在着自然特性,如植被、地形、土壤、矿物和其他自然资源,也存在着被人类文化塑造的文化景观,如田地、庄稼、房子、道路、驯养的动植物等,这些都是各种复杂文化过程(如清除土地、排干沼泽和引进新的动植物)扩散的结果。“文化是营力,自然区是媒介,文化景观就是结果。”[11]因此,文化地理学是研究文化景观经历的一系列变化过程,必然涉及到对“过去景观的重建”和分析人类活动的某些过程。①

      与索尔同时代、对英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是达尔比(H.C.Darby),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个地理学博士(1931),其博士论文是研究芬兰在英国历史中的作用。这项研究不可能与历史分开,因此他的论文作为区域历史出版过两卷。[12],[13]但正是在研究芬兰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地理的重要,因而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总结出四种将地理与历史结合起来的系统方法。首先是“历史学的地理背景(the geography behind history)”,这就是前述的早期历史学家通过地理要素解释历史事件的方法。第二是“过去的地理(past geographies)”,就是对过去不同时段地理的重建。第三是地理学的历史背景 (the history behind geography),追索某些景观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人类对景观的改变或影响。最后是地理中的历史要素(the historical element in geography),是指地理研究中对时间的展示,主要是指景观中的一些残留成分。[14]在达尔比的领导下,或在其思想的影响下,英国的历史地理学家对不列颠过去的景观重建和解释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些有英国教育背景的学者还在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和中国等地做了大量的历史地理研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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