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07)03-0007-05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各种矛盾的凸显期。跨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将进入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关键时期。经济学家认为：这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经济结构加速调整，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环境学家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资源消耗大幅增加，环境压力持续增大，既要加快发展、改善生活，又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发展成为重要特征。社会学家预测：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引起城乡关系调整，社会流动性增强，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正在转型。据此，适应全球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重构与转移，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快城市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我们需要解决的科学难题。 1 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状态。快速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也导致了一系列的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例如：外国投资和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导致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趋同，大都市区和城市密集区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对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冲击使一部分企业职工下岗，区域流动人口的急剧增长和职工收入水平差距扩大导致社会结构的极化和新的贫困阶层现象，后工业化基础设施薄弱以及现代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对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制约，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能源、交通、通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缺乏调控机制与措施。从社会发展和政府功能的转变趋势看，比较重要的社会问题温床已经形成。概括起来，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主要有： 1.1 结构性下岗与失业问题 结构性下岗与失业，主要是指由于技术的发展、需求的变化等使一些传统的产业和市场萎缩，或者因劳动力成本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使某些产业转移到其它地区，由此而导致原有老企业的职工大量失业。在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化都是导致部分人失业的主要原因之一[1]。1990年代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1990-2001年间，从业人员规模从6.5亿人扩大到7.3亿人，增加8300万人。一方面，两亿多农村劳动力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了非农就业；另一方面，有很多国有、集体的企业却由于体制原因，经营状况急剧下降，产生许多下岗工人。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发表的《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介绍，从1998年到2001年的几年间，仅中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人数为2550多万。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表明，截至2001年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仍有500多万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还有681万。从劳动力供求总量上看，城镇新生劳动力加上现存的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到2400万人，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9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即使是大学生，就业难也成为新的问题，2004年就有约74万大学生未能到岗工作。此外，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相关行业调整，结构性下岗与失业问题还会长期存在。 1.2 社会极化问题 社会极化(Social Polarization)最一般的意义是在一个社会实体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战后西方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贫富差距一度呈缩小趋势。1950年代以来，西方农业人口的减少以及农业保护政策的推行，更是抑制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增长。进入1970年代后，欧美国家的城市贫困人群开始逐年扩大，其中以美国城市贫困的比重最大和贫富分化的程度最为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呈扩大趋势。农村流动人口和就职于合资或独资公司的高收入职员正在产生两个新的社会集团：一个是低收入组，另一个是高收入组。随着这两个新的社会组出现，社会极化现象正在形成。“贫穷”的一端由流动人口组成，他们是一个无专长和低收入的社会集团；“富裕”的一端由外资或合资公司的老板和职员组成，他们是有专长和高收入的社会集团[2]。根据2004年全国5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9.5:1。 1.3 新城市贫困问题 新城市贫困(New Urban Poverty)主要是由于经济重构（主要指经济、就业制度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以及社会变迁（主要指福利制度的重构）所造成的以失业、在业低收入、无社会保障、种族分异和新移民的城市贫困问题，表现为一个处于社会低层的新贫困阶层的产生。这类新贫困阶层具有明显的特征：①日益上升的单亲家庭数目和接受社会救济的比例；②依靠社会救济人数的增长；③失业率的上升和影响中产阶级职业的不稳定的、临时的和无保障的工作岗位的增加；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数的上升；⑤无家可归者的增加(Room,1990)。与此同时，新城市贫困概念还隐含有世界许多大城市正在向美国的城市那样转变，可以明显地分为富裕区、长期贫困和边缘化的贫民窟、混乱的暴力活动多发区等几个区域(Mingione,1993)。我国历史上的贫困现象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贫困人口从2.5亿减到2900万，贫困发生率从30%降至3%。但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新城市贫困则成为新贫困问题[3]。尽管由于一个非常有限的社会福利制度，类似西方的“下层人”社会集团并不能找到他们孳生的“社会温床”，但是新的城市贫困主要来自于下岗、失业、低薪工作和流动人口的过快增长[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