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FDI区位选择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肖琦,南京大学商学院; 柴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原文出处:
管理世界

内容提要:

文章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重新审视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行为。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表明,劳动力成本、优惠政策等传统FDI区位变量未能较好地解释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所揭示的贸易成本、技术外溢、市场规模以及历史FDI等传导机制在我们的实证结果中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对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有着深刻的政策启示。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07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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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现时经济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国家和国家之间或者是一国内部地区和地区之间的政府会竞相出台大量的优惠措施(甚至不惜血本)以吸引外国资本的进入。其原因似乎不难理解。虽然实证研究上仍然存在分歧,但既有的大部分文献表明,FDI是一揽子特定资产的组合,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就业、提高当地的人力资本、引进技术并发生技术外溢等途径优化东道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其经济增长,提升当地的出口能力。既然如此,政府的外资激励政策究竟效果如何?除了优惠政策外,是否存在其他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作为引资大国,赋予了我们很好的研究基础,而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以及FDI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对称性要求我们对FDI的区位选择有更深入的研究。

      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理论。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OLI)虽然开创性地引入区位变量,但主要建立在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上。之后的FDI文献也只是关注于对OLI理论所涉及的区位变量的经验验证和补充。与此同时,近10年来,由新经济地理学所发展起来的集聚理论由于成功地把地理空间因素纳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逐渐地被应用到多个经济学领域。本文中,我们试图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集聚理论的各个传导机制在FDI对东道国内部区域决策中的作用。这不仅有利于拓展新经济地理学的应用范围,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既有的FDI区位理论及其适用性,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产业集聚理论作了简单回顾,并对其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的应用进行了评述;第三部分介绍了模型的设定、变量的选择以及数据的来源;第四部分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对中国数据进行了检验,并对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五部分作了简短的总结并就我们的发现给出了政策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一)新经济地理学和集聚

      在新经济地理学里,产业的空间集聚主要通过以下经济外部性来传导。首先,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可以带来集聚。Krugman(1991)假定制造业人口可以由工资低的地区向工资高的地区自由转移,从而证明了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下,产业集聚来源于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需求,而后者又是贸易成本和厂商的固定成本相互作用的结果。Hanson(2005)在不考虑技术外溢的情况下,利用美国的数据证实了Krugman(1991)的论断。

      其次,产业内的垂直联系和分工有助于解释中间投入品厂商和最终产品制造商的区位决定。 Venables(1996)把下游产业对上游产业的吸引概括为“需求联系”,而上游产业对下游产业的反作用概括为“成本联系”,并证明即使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上下游产业皆为不完全竞争市场、运输成本适中的情况下,需求联系和成本联系会导致产业在特定地区集聚。Davis和Weinstein(1999)对日本产业的研究发现了这一作用机制的存在。

      Scitovsky(1954)把上述两种由经济上的交互活动通过市场价格调节机制而带来的好处称为“货币外部性”。与其相对应的是“技术外部性”,强调非市场的交流对个人效用或厂商生产函数的影响。 Marshall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企业从技术溢出效应中获益是产业在空间上集中的原因之一。 Henderson(1974)的模型也表明,集聚是同一地区相同产业的企业间由于地理上的靠近而产生溢出效应的结果。Black和Henderson(1999)进一步把溢出效应细分,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技术外溢渠道。Martin和Ottaviano(1999)则认为当地的研发活动(R&D)有利于产业的集聚和强化。

      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或所谓的“正反馈”效应 (Arthur,1990):某地区大量的厂商和工人的存在会吸引更多的厂商和工人,从而集聚效应被持续放大。但与此同时,产业的聚集会引起特定区域内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从而构成集聚的离心力,限制最终的集聚规模。

      (二)新经济地理学和FDI在东道国内部的区位选择

      传统的FDI理论主要集中于解释一国的企业为什么要发展成为跨国公司,以及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需具备的条件。Dunning(1981,1998,2000)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OLI)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首次把区位变量引入其分析体系。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生产要素(比如自然资源、劳动力)禀赋、外商投资政策等是影响跨国公司海外分布的重要区位变量。

      但是,传统研究存在着以下两个缺陷。第一,它们主要关注FDI在不同国家之间的选择问题。然而一方面,一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在劳动力、资本、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投资对象是与其战略目标最为契合的地区,所以研究跨国公司在一国内部的区位选择比起国家层次上的区位决定可能更有意义(Chang and Park,2005)。并且,一国数据而非跨国数据可以避免由于不同国家间文化、风俗等的差异所引起的偏误(Sun et al.,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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