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995(2006)05-0014-06 通常以为：科学不断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大，相应自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就越来越小，所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因此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只要不再说是“资产阶级地理思想”，不再批判就可以了；或当代已用“人地协调论”一词来代替“地理决定论”，万事大吉了。其实这种想法和善后处理是不正确的，其负面后果将很严重。 本文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进行系统梳理和反思，并疾呼，为了人类社会真正能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应该认清科学万能论的危害；承认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从而彻底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平反。 1 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并发展于东西方两个伟大时代 后世历史学家所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和论述的出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均是很早的。“先秦时期是我国人地关系思想产生的时期……后世各种人地关系思想的胚胎大都可以上溯至该时期”[1]317。《管子·水地》记载：“地者，万物之原本，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俊之所生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可见，管子学派强调了水和土是人性美丑、巧愚、善恶等的“根菀”。先秦古籍中这类所谓的“地理决定论”的记载很多。如《礼记·王制》有水文决定论记载；《大戴礼·易本命》有土壤决定论记载；《周礼·地官·大司徒》有地形决定论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不少科学史家对上述先秦古籍关于人地关系理论记载评价普遍较高。如《管子》、《礼记》等书，“都有保护山林川泽，以时禁发，保护生物资源的记载和论述”[2]；《管子》、《礼记》、《周礼》的有关记载可列为协调人地关系的思想[1]314-317；《周礼·天官》还有关于建立法度，设官管理，保证保护生态环境政策的贯彻的记载[3]。实际上，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道德经》第 25章更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记载。《周易·坤卦·象》则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记载，明确指出，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的大舞台。只有在这个舞台上，人类才能演出自己的历史。 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30/420 BC)被称为历史学之父。他最著名的活动是埃及旅行，在《历史》中，他用第2卷全部篇幅叙述这次考察，并“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历史时期中存在的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4]465。“他的著作被推崇为一个极古老的思想的创始人，即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和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5]25-26。 古希腊医生希波革拉第(Hippocrates,460-377 BC)被誉为医学之父，首创医学地理学。在《论空气、水和地方》著作中，他提出气候决定论，指出：“人们（居住在酷热气候里）比较北方人活泼些和健壮些，他们的声音较清明，性格较温和，智慧较敏锐；同时，热带所有的物产比寒冷地方的要好一些……（但是）在这样温度里居住的人们，他们心灵未受过生气蓬勃的刺激，身体也不遭受急剧的变化，自然而然地使人更为野蛮，性格更为激烈和不易驯服。因为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迅速转变能焕发人们的精神，把他们从无所作为的状态中拯救出来”[6]。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427-347 BC)有着海洋决定论思想，认为海洋使国民的思想中充满了商人的气质，以及不可靠的、虚伪的性格。这就使得不仅在他们的市民之间，而且在他们与别人交往时变得不可信和敌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 BC)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代表了希腊人地理思想的一个时代”[7]。他也曾提出气候决定论思想。 由此可见：无论古希腊还是古代中国，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人地关系协调论是息息相通的，无本质区别；地理环境决定论一开始就产生并发展于东西方两个伟大的时代。这正说明它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 2 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近代受到的批判是误解所致 在近代，科学技术大发展，有效地改变了世界，于是忽视了地理环境的社会历史作用，开始了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批判。 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 1755)被公认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 1784年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用五章篇幅集中阐述了他的决定论。他所以强调地理环境对法律精神的重要性，只是“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民的性格、感情有关系，法律应考虑这种因素”。但“他认为法的‘精神’地理因素而外，还有教育、风俗习惯………等许多因素。他所谓的地理因素并不是绝对化的”[8]22。孟德斯鸠本人因担心人们对于他的论述理解不深而对其评价过于轻率和粗暴，所以在《论法的精神》的序中写道：“我有一个请求，总怕人们不允许。就是请求读者对一本二十年的著作不要读一会儿就进行论断；要对整本书，而不是对几句话，加以赞许或非议。如果人们想寻找著者的意图的话，他们只有在著作的意图里才能很好地发现它”[8]37。西方著名地理学史家在细读孟德斯鸠的书后，认为他“是一个或然论者，而不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