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504（2006）05—0060—04 自威廉姆逊在1980s提出区域收入趋同假说后[1]，国际上对区域趋同的经验研究逐渐增多。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确认了区域趋同的存在，并发现各国的β趋同速度均为每年2％的水平[2，3]。1978年后我国分阶段逐步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各地区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在这种背景下，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情况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存在β趋同，经济收敛速度为0.9％～4.5％[4—6]；也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趋同俱乐部， 但不存在普遍趋同现象[7—9]。 鉴于学术界对三大都市圈的区域趋同情况研究较少，本文运用Barro和Sala-I-Martin趋同模型，对中国三大都市圈之一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否存在趋同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加入适宜的解释变量，并引入一个虚拟变量来反映京津冀地区之间发展条件的不同，得到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增长是否趋同的定性结果，目的是对该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或趋异的原因给出解释，为制定京津冀区域合作政策提供依据。 1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基础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生产中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人均资本存量较少的区域由于较高的资本收益而比经济发达区域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经济欠发达区域存在向经济发达区域的趋同。1995年Barro和Sala-I-Martin把趋同分为σ趋同和β趋同，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σ趋同可理解为与横截面数据相关的趋同假说，指区域之间的相对人均收入差异程度随时间推移而下降，亦指各区域人均GDP差异随时间的推移而缩小。 β趋同是指与时间序列相关的趋同假说，即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它又分为绝对β趋同与条件β趋同两种形式。绝对β趋同是指各区域的产业结构、投资率、人力资本条件、技术水平等结构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经济贫穷的地区在不受经济条件限制的情况下比富裕地区有更快的人均收入增长，各区域向相同的稳定态收敛，即所有区域最终将趋同于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这种无条件的、可以直接观测到的趋同现象。而当各区域的结构变量差异较大时，区域经济会向不同的稳定态收敛，离其稳定状态值越远，增长越快。拥有相似结构特征的区域，在人口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储蓄率、投资率、折旧率和生产函数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性，并独立于其起始的条件，即形成条件β趋同。 俱乐部趋同是条件β趋同的一种形式。各国家或区域因技术、制度、文化、偏好特征相似形成国家或区域俱乐部，每个俱乐部内部各国家或区域间具有相同的经济稳态，因而各俱乐部的成员均向各自的经济稳态趋同，这种现象称为“俱乐部趋同”。 在有关趋同的经验研究中，通常采用β趋同和σ趋同这两种方法来检验趋同性及测量趋同速度（Barro和Sala-I-Martin，1995）。β趋同指落后地区经济比发达地区增长更快的趋势，β表示趋同速度，它是以年均经济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初始人均收入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所得的回归系数；σ趋同指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趋势，σ表示地区人均收入的离散程度（即地区差距），通常用人均收入的对数标准差来测度。可以证明，β趋同是σ趋同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新古典方法分析京津冀区域趋同状况。以对数人均GDP 的标准差来测度σ，因为人均GDP的增长反映了区域经济增长实际带来的人均财富的提高，能较真实地反映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σ值变大，说明发生了σ趋异，区域经济差异呈扩大趋势；σ值变小，说明发生了σ趋同，区域经济差异呈缩小趋势。 通过Barro和Sala-I-Martin经典回归模型计算和检验初始的人均GDP在一定时期增长的β趋同系数。用于检验绝对趋同的经典回归方程是：
条件趋同回归模型不同于绝对趋同回归模型之处是稳态测度变量X[,iT]的加入。X[,IT]为能影响人均收入的结构变量，也被称为趋同条件，一般有多个；r为待估系数。 笔者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对包含X[,iT]的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具体的方法是：在保留初始经济水平的条件下，将X[,iT]分别引入回归方程，对比各自的显著性水平，然后再引入多个变量进行比较，从而发现相关性最大、对趋同解释能力最强的X[,iT]。β前的负号表示低收入水平地区会比高收入水平地区经济增长快，如果β值为负，则表示地区经济增长趋于发散，即趋异。 1.3 研究范围与数据选择 本文选取的京津冀范围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和廊坊，基本数据如表1所示。 京津冀的各类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条件趋同中，除要考虑人均GDP的影响外，还应考虑结构变量X[,iT]对区域增长的影响。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单纯技术水平的差异不影响β的大小，因此可以忽略。笔者根据相关研究的一般经验并考虑京津冀实际情况，主要采用5个结构变量：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化、现代化、区位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