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上集装箱运输的组织网络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成金/金凤君,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10101 王成金(1976—),男,山东沂水人,博士,主要从事交通运输地理研究。

原文出处:
地理科学

内容提要:

在阐述国内外集装箱运输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集装箱的空间组织模式—轴辐侍服网络。对中国港口的集装箱组织,从航线、航班、空间联系、地域系统等四个角度进行详细论述,认为香港、上海两港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深圳、宁波、青岛、厦门、天津、大连等港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不同港口形成了不同的主导组织区域;并且中国近海已形成以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厦门和深圳—香港等港口为枢纽港的6个轴辐侍服系统;同时中国港口又从属于釜山、阪神和新加坡3个国际集装箱侍服系统。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07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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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06)04—0392—10

      1 问题的提出

      集装箱运输在20世纪50年代从陆上推向海上,并迅速成为全球运输体系中的重要运输方式[1]。海上集装箱运输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全球港口体系的演变,这引起地理学者的关注。国外对集装箱运输的研究始于70年代,Bird(1971)、Mayer (1978)、Slack(1990)等对集装箱枢纽港和支线港的形成与分化进行了初步探讨[2—4];Hayuth(1981,1988)根据70年代美国集装箱运输的发展, 将港口体系演变描述为五个阶段,对枢纽港进行了系统论述[5,6];90年代后期Baird(1997)通过对欧洲集装箱港口的研究,建立了枢纽港的生命周期模式[7]。 中国学者在该领域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曹有挥(1998、1999)以长江下游为例探讨了集装箱港口体系的演化模式[8,9];安筱鹏等(2000)探讨了集装箱枢纽港的类型,并对中国集装箱港口尤其环渤海港口体系进行了论述[10—12]。韩增林等(2001,2002)从海陆运输的角度出发,构筑了东北区的内陆集装箱中转站[13];并利用GIS对中国集装箱网络进行优化,构筑了由枢纽港、支线港、内陆中转站、运输通道所组成的海陆运输网络,对建立中国集装箱运输网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曹有挥等(2003)则从竞争和合作的机制入手,提出了港口“低级均衡→非均衡相对集中→非均衡高度集中→高级均衡”的发展模式,并依此勾勒出中国集装箱港口体系的演化过程,对中国港口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14]。但以上研究均为理论探讨,对于集装箱的空间组织和港口O—D联系未能涉及。本文的主旨就是以港口间O—D联系为切入点,通过集装箱班轮公司的数据分析,深入剖析海上集装箱运输的空间组织网络。

      2 集装箱运输组织的理论基础

      2.1 班轮运输

      集装箱运输的重要组织形式是班轮运输。班轮运输(Liner shipping)通常是指固定的船舶沿着固定航线,并按预先规定和公开的船期表进行航行,沿途停靠若干固定港口,而且运价较为固定。班轮运输适合于货种多、批量小的杂货运输,对于沿途停靠的港口,不论货物多少,一般都可接受载运。该方式中集装箱运输具有“五定”特点:固定的航线、船舶、时间、港口和运价。因此,同条航线的集装箱船舶船型相似并保持一定航班密度,在港口间形成较为固定的联系。19世纪中叶,船舶经营人开始选择性地提供班轮服务;最早的班轮运输是1818年美国黑球轮船公司开辟的纽约—利物浦班轮航线;20世纪20年代,日本、德国、法国等轮船公司开始经营班轮运输,开辟环球航线。尽管此时期,散货的班轮运输已出现,但装卸效率低下,所以即使是实现了船舶大型化,也不能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而50年代中期,集装箱运输从陆上推向海上后,则改变了班轮运输的这种局面。班轮服务和集装箱运输相互结合,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并使班轮运输成为集装箱的基本组织形式。中国班轮运输最早始于19世纪70年代沿海和长江的水运中。

      2.2 轴—辐侍服模式

      轴—辐侍服模式(Hub and Spoke System)源于航空运输,但该模式适用于所有“流”的空间组织。该模式是一个含有Hub和Spoke的空间集合,这些Hub和Spoke间存在某种“流”,“流”在该集合中产生、传播并终止,并通过设计不同的联接形式可使“流”的成本最低。Hub即“轴”是网络的特殊结点, 用来加强与其他结点的联系;Spoke即“辐”是网络的非中心结点,辐条间的联系和作用通过轴来完成。该模式之所以称为轴—辐模式,是因为轴和辐形成具有密切联系的类似“自行车轮子”的空间网络联系交流体系[15]。完整的集装箱运输包括海陆两部分,无论海上或陆上,集装箱均采用轴辐侍服的空间组织模式;本文主要论述海上部分。如图1所示,海上集装箱的轴辐网络主要包括以下部分。①枢纽港:是集装箱运输网络的核心,从全球集装箱枢纽港的发展来看,只有那些地处国际集装箱运输干线上,有充足箱源,港口条件优越,集疏运网络发达,依托城市有发达的金融、保险、通讯等服务业的港口才能成为国际性枢纽港;部分港口由于区位优势及优越的腹地条件也可脱颖而出,成为区域性枢纽港。②支线港:也称喂给港,中小型港口由于不能成为全球跨洋运输的大型集装箱船舶的挂靠港,其远洋运输的集装箱需要到枢纽港中转,从而成为支线港。③干线航班:形成于枢纽港之间,是集装箱运输网络的骨架,它满足了集装箱运输需求集中发生于少数大型港口之间的市场特征。④支线航班:形成于枢纽港与支线港及支线港间,对干线航班的规模化运营起决定性作用,是构成“侍服”关系的主导方,是枢纽港和干线运输的支撑,是建立轴辐侍服网络的根本。

      

      图1 轴—辐侍服网络图解

      Fig.1 The hub and spoke system

      (1)航线和航班设置

      目前集装箱船舶日益大型化,已发展到第七代。船舶大型化对挂靠港口的深水、机械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使船舶保本载重增加,单船营运费用上升。为了提高效益,船舶在航行中要尽可能少挂靠港口,主要挂靠在全球几个枢纽港,以增加航行时间和降低港口使用费,在此背景下,集装箱港口便出现枢纽港和支线港的分化。以枢纽港为核心向世界各枢纽港开辟航运干线,即Hub间直接通航, 安排高密度的航班,采用大型船舶以集中箱量,形成干线航班(包括洲际和环球航线),这使Hub成为全球或区域性的集装箱集散地,与国际或区外其他Hub形成便利的海上联系,这增加了船舶达到次数和数量,降低了运营成本;这种航线数量少,但航班密度高,稳定性好,对港口发展至关重要。在枢纽港和远离主航道而设备较差的支线港间及支线港间设置支线,采用小型船舶,安排低密度航班,形成支线航班;这种航线数量多,增加了物流链上各节点的经济性。但支线港因腹地箱源不足或航线覆盖面小或航班少,班轮运输可能为不定期服务,根据箱源和箱量不断调整,稳定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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