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治初期的近代文明之争 1871年12月，由木户孝允、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府要人组成的日本政府遣外使团自横滨出发，途经华盛顿、伦敦、巴黎、哥本哈根、柏林、罗马等地，对欧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进行了为期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的考察。遣外使团于1873年9月归国后，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遣外使团的正式报告书。在这份报考书中，对当时的欧美社会有如下的考察记述①： （欧洲）上下皆以快美生活为主意，相互精于生理，并以勤劳之力达到其主意为荣，以无为依人而食为耻。…… 然欧美一般皆生活于利欲之中。如按前所述，其政俗精神属我四民之类。而所谓自主之理，只在一味追营私利，并以此为勤劳之生业。此等固执，余等不敢渝薄。而高等人物中，皆以立议会、设会社、论国政为成就。此等于东洋风习相反。 在该报告书中所提及的“快美生活之主意”，即政俗精神一词源于欧美的本萨姆（Jeremy Bentham）和密勒（John Stuart Mill）所提倡的功利主义之中。由此可见，在不到两年的考察中，日本的政要们开始接触了西洋的基本原理。事实上，这些西洋的所谓富强理论随着文明开化政策的实施，开始出现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中。 正如西洋的功利主义理论在日本政要中的遣外使团报告书中所反映的那样，明治初期的日本社会，出现了儒家社会价值观、西洋社会价值观的两种价值观并列的局面。显然，一个是主张修身养性，一种是主张利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在日本所引起的社会争论可想而知。与此同时，西洋的社会价值观与儒家社会价值观相比较，西洋社会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是“百家争鸣”，不像中国儒家文化那样，有着像《论语》等的范本和系统的思想。因此，作为日本近代文明的理论象征而引入日本的西洋价值观本身也是众口不一，加之引入者和启蒙家的各自理解的差异使得明治初期的西洋文明观也是众说纷纭，从而出现了围绕日本近代文明观的论争。 本文以福泽谕吉、西村茂树和中江兆民的西洋观，即近代文明论作为探讨的对象，以期揭示日本近代文明观的起源和脉络。 二、功利主义、道德和理义之争 明治初期，日本实行了“文明开化”、“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三大国策。其中，“殖产兴业”的意义很明确，就是要建立日本的工业和商业生产体系；“富国强兵”的核心意义是要建立军队和军事工业；“文明开化”的深层意义就是认定现存的文化和风俗中存在陋习或不适合时代发展的文化因素。而这三大国策中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无论是“文明开化”、“富国强兵”还是“殖产兴业”，其价值取向就是向欧美学习。这样，在否定日本现有的文化和风俗的基础上的所谓“文明开化”的取向就是认定欧美的文化价值观为近代文明的核心。也就是说，日本“文明开化”需要学习的是欧美的文化和风俗。但是，欧美的近代文明观同传统的中华文明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文明价值观就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和文化积淀中有其比较体系的范本和统一的价值观。而西洋文明观中，不仅文化多层，而且最重要的是，日本需要什么样的西洋近代文明观。为此，在明治初期主要有以下三位启蒙思想家围绕近代文明论展开了争论。 （1）福泽谕吉对“功利主义”的信赖 明治初期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们的主要业绩，简而言之，就是将19世纪西欧国家所实现的国民国家的原理、形态、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构成以及西欧近代文明的理念等介绍给日本的国民。 福泽谕吉就是其中比较杰出的一位启蒙思想家。福泽一生有许多论述关于西洋文明和思想的专著。福泽的观点不仅影响了日本政界政要以及日本的政略决策，甚至近代日本的许多思想源都可以追溯到福泽的论述中。而福泽的《劝学篇》至今仍然影响着日本的思想界，由此可见，福泽的启蒙思想影响之深。福泽于1875年，曾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论之概略》的论文。在该文中，福泽就西洋文明论述说②： 西洋诸国之文明系虽常以国际间的权谋术数和世界无上之祸即战争为业，但系今日之世界人们认知的顶点之世界。日本尚未达此顶点之界，故应以西洋文明为师。谓文明虽有其精神和外形之分，亦应先习其精神为要。…… 文明之根本为知识和道德之进步。西洋文明系以旺盛的知识力量为科学发达的原动力。 按照福泽的解释，旺盛的求知欲可以产生许多疑问，而从疑问中可以发达穷理之学，发现自然界之法则，创造支配自然界的力量技术，扩大世界的想像。同时，自由精神的横溢，可以展开多样的言论、思想，以磨练人们之精神，破除迷信，使之以事物之理进行社会判断、行动的社会基调。 福泽认为，日本文明之所以落后是因封建权力压抑国民思想造成的。福泽为此强调，日本要想成为一个文明之国，必须以个人的独立、自由之尊重为新的道德规范，并为此为社会整体上营造充满自主独立的社会气氛。从这一文脉中可以看出，福泽对“一味追营私利”的功利主义采取了肯定的态度，期望功利主义能够成为打破旧习，肯定和解放个人的欲求的强力武器。 1897年，福泽回顾了自己的60年生涯，在其自传中的结尾部，福泽阐述到，自己曾以努力使“西洋文明之空气吹入日本，并从心底上颠覆国民的人心，使之在绝缘之东洋开拓一新的文明之国，呈现出东有日本，西有英国”为志，为此，福泽认为自己为之所做出的译作、论著、文明教育努力的结果，终于使得日本“（日本）国家整体上在改善并进步，虽然这种进步是徐徐而行，但在数年后一定会更显现出其形其果。盖如甲午战争之战实系官民一致努力之胜。”③ 福泽在生涯的最后，还为自己能够在为日本国全体的文明化和“幸福的最大化”做出了贡献而感到满足。 （2）西村茂树的“德”文明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