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日期]2007-04-27 [中图分类号]K33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7）04-0140-07 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要代表一定的社会阶层、阶级、集团和群体的利益，就必须积极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政党若不能推进民主政治，其生存就要受到挑战。”[1] 34人民行动党在执政初期，新加坡特定的国情和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促使了其威权政治的形成与延续，并对新加坡的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就新加坡所实践的威权主义体制来讲，自然不是完全的政治民主化的形式，但也不是政治上的停滞，而是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民主化的一种过渡形式，是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的一种特定形式。其出现与运作是与新加坡独立后的独特国情相适应的，实践也已经证明，这种体制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对人民行动党来说，其务实的实用主义理念也在民主问题上反映出来，不把威权政治看做是统治新加坡万古不易的教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民行动党也会“与时俱进”，适时逐步地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向前迈进。只不过其步伐是渐进而稳妥的。在人民行动党看来，虽然经济发展先于民主政治，但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就有必要发展民主政治。因为，“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并非直线型的突进，而往往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民主是有条件的，并非无条件的。它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产物”[2] 324。 一、威权体制面临来自国内外的挑战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形成的赖以治国的威权模式面临挑战，这一挑战促使了新加坡政治民主进程得到较大幅度的推进。 第一，世界民主浪潮的兴起，使新加坡威权体制面临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指责，虽然人民行动党对这种指责予以反击，但毕竟给新加坡社会带来了影响其固有政治稳定态势的因素。同时，“民主质量与威权政治是一对相互依存、此消彼长的联体胎……威权政治的产生和生存，从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是由民主质量的低下所导致出现的真空，成为威权政治生存和发展的舞台，低质量的民主强化了威权政治”[3] 155。世界民主浪潮的兴起无疑对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是一种冲击。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互联网和国外媒体对新加坡公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逐渐加强。2004年，李光耀在接受美国高盛公司顾问雷默采访时指出，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冲击。[4] 为了避免西方传媒对新加坡的影响，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外国新闻媒体严加限制。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若处在自由毫无拘束的媒体环境之下，对于整个国家和人民而言，将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因此，对于国家和媒体的关系，李光耀主张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考虑，政府有责任和权力限制新闻和媒体的自由，任何企图在国内散布颠覆性、分裂性、破坏性的信息，应受到禁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新加坡决不允许带有破坏性的外国媒体进入新加坡。[5] 1986年初，新加坡国会通过“新闻与出版法”，授权政府对未经事前听证而报道新加坡国内政治活动的新闻媒体加以限制。此后不久，相继有《时代周刊》、《亚洲华尔街日报》、《远东经济评论》、《亚洲周刊》等国外著名媒体因“报道不实”被限制在新加坡的发行量。虽然如此，西方的民主思潮仍通过世界经济交往、人员的国际化流动、互联网等渠道影响着新加坡人，尤其是新加坡的“新选民”们。新加坡交通部政务次长雅国博士在2000年底的人民行动党大会上，分析了新加坡年轻一代对时局的看法：“年轻一代基本上只关心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并且非常急于挑战政府的观点。他们不仅对国家经济有较高的期望，也要求更多的参与”[6]。2002年10月，李显龙在向大学生演讲之后，大学生甚至直接向这位未来的新加坡领导人发问：“第三代的领导人将如何让本地的反对党拥有更大的成长空间？”[7] 世界民主化浪潮已经悄悄地改变着新加坡的政治生态，虽然这种改变是细小的，人民行动党又在竭力削弱这些因素对新加坡的实际影响，但是，人民行动党并没有忽视这种影响，尤其是年轻一代选民是人民行动党未来力量的源泉，政治民主化是新加坡新选民们的热切祈盼。 第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进入高潮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新加坡社会出现了多元化的复杂结构，中产阶级大量出现，他们在满足经济利益之后，也产生了多层次和越来越高的各种要求，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政治民主化的吁求日渐凸显。如新加坡民主党的基本力量和社会基础是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它的政治主张和行动纲领也主要反映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民主党议员詹时中所在的波东巴西区里有相当多的中产阶级选民。新加坡中产阶级还通过政治选举程序之外的各种独立的民间利益集团来施加政治影响力，这些利益集团主要包括消费者组织、宗教团体、妇女组织以及学生组织等。这些组织经常召开讨论会，向政府提出了许多建议，从而影响政府的相关决策。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苗头已经出现，民主化已成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第三，反对党的力量有所增强，国会中人民行动党议员提出不同于政府观点的质询越来越多。1981年补选中工人党领袖惹耶勒南在安顺选区胜出后，人民行动党独霸国会的局面被打破，20多年来，反对党的势力从总体上说处于增加趋势。尤其是年轻人要求民主与人权的呼声已经渐渐增强，更多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支持反对党，希望出现政治多元的局面。为适应世界民主浪潮和经济发展状况，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朝民主化方向开始迈出更大步伐，呈现出从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向民主化体制逐步转变的迹象。 二、自然性与主动性：人民行动党回应挑战的路径特征 人民行动党在选择回应政治民主化挑战的路径时呈现出明显的自然性与主动性特征，即人民行动党主动地、自觉地主导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加坡政治生态而言，虽然产生了一些挑战人民行动党威权统治的因素，如新一代选民对政治民主的诉求增多，西方媒体对新加坡的人权状况与民主进程指手画脚，反对党的势力开始崛起，但从整体上看来，这些因素在短期内无法成为新加坡政治生态的主要方面，其烈度和影响力都不足以“迫使”人民行动党改变其传统的威权体制，人民行动党仍然有足够的社会控制力来左右新加坡的社会局势而不至于在短期内丧失其执政地位，甚至执政合法性。但是，正如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一样，人民行动党应对政治民主化的挑战也显现出了其务实与未雨绸缪的政治传统，主动地迎接政治民主化的挑战又使得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可控性——其路径选择、进度和深度都在人民行动党的控制之下，这就使新加坡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的成功具备了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