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8-0064-08 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是个长时段的渐变过程，是由一系列的社会转折组成的。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16～l7世纪时的西欧社会都经历了剧烈的动荡，甚至可以说当时的西欧社会正处于极度的无序之中，而“猎巫”的程度正可以度量这种社会无序的程度。 在西欧历史上，对巫术的诉讼一直存在，而到了16～l7世纪，巫术诉讼演变成了对巫师大规模的搜捕。可以说，每个巫术案件都是社会整体或局部混乱的表征。当时西欧社会正处于混乱之中，这给所有阶层以巨大的冲击，他们必须找到某种途径排解这种不稳定，于是巫师成了替罪羊。 16～17世纪西欧社会的“猎巫”有它的历史缘由，“猎巫”的发生也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按照一般的定义，巫术（witchcraft）是指用玄秘的方法导致他人不幸。中世纪时的西欧扩展了巫术的涵义，指“与魔鬼或精灵的交往”，这是以前的概念中所没有的。当时的魔鬼学专家们认为巫师是“与魔鬼交谈，向魔鬼讨教，或施演魔法的人”；“背弃上帝，沉迷于草药和毒药的人”；“谴责耶稣基督及其教义，投身于魔鬼的人。”[1]（p66）因此，这些巫师是上帝的敌人，必须被处死。 10世纪时的一份《主教教规》中就注意到了巫术，这份文件后来成为12世纪教会法规的一部分。其中写道： 主教和他们的官员必须全力以赴，彻底从他们的教区根除魔鬼发明的巫术和罪恶的艺术，如果他们发现一个这种邪恶的男女信徒，就要马上从他们的教区把这些邪恶的信徒灰溜溜地驱除出去……[2]（p61～22） 但是，在14世纪之前，巫术并没有受到重视，教会仍把大量精力放在惩罚异端上。而到了15世纪初，就出现了一些阐述巫术的书籍，《蚁丘》（Formicarius）就是其中一本。《蚁丘》大致成书于1435年，作者是多明我派学者约翰尼斯·奈德（Johannes Nider，约1380～1438年）。《蚁丘》用对话体写成，涉及当时的一些巫术案件以及轶闻，譬如书中提到：伯尔尼的城主彼得（1392～1406年在位）在位期间烧死了大量的巫师；一名叫做斯特德兰（Stedelen）的男子供认自己是秘密团体的成员，并犯有杀婴的罪行。[2]（p157） 16世纪之前，西欧的巫术案件是相当少的，并没看形成类似于16、17世纪时大规模的猎巫狂潮，而且通常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1317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处死了卡奥尔（Cahors）的主教休格·雷诺（Hugues Géraud），罪名是主教试图用毒药危害教皇的身体。英格兰的亨利五世在1419年控告他的继母企图用巫术谋害他；1441年他的儿子亨利六世用同样的罪名控告格洛斯特公爵夫人，因为她想用巫术谋害年轻的国王，以使她的丈夫、国王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继承王位。[3]（pv～vi）15世纪初，圣女贞德以巫术罪被处死，是典型的政治性巫术案例。 掀开16～17世纪西欧社会“猎巫”序幕的是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的一份名为《最为深沉忧虑的要求》的训谕（BULL Summis Desiderantes Affectibus）。这一训谕后来一直印在《女巫之锤》（The Malleus Maleficarum）一书的前面。训谕中提到： 最近，我们十分悲痛地注意到：在上日耳曼的一些地区，诸多男女不顾拯救，弃绝信仰，反而将灵魂托付恶魔，并且通过咒语、符咒、魔法以及其他可憎的迷信和巫术，甚至通过冒犯及犯罪，使妇女不孕、牲畜不孳，使作物不生、果树不实。男人、女人、家畜、各类动物、果园、草地、牧场、粮食及一切地上所产之果实无不受其害。他们用残忍的精神和肉体的酷刑折磨人和牲畜，他们使男人不育、女人不孕、夫妻生活失调；此外，他们还用亵渎之言语否认洗礼时所获之信仰；在人类的敌人[魔鬼]的煽动下，他们不顾自己的灵魂，胆敢亵渎上帝之尊严，危害大众之生活，犯下如此众多可怕之罪行……这是本教廷之职责，扫除一切阻碍余之裁判官行使职责之障碍，谨防无辜信众遭异端邪说及其他恶行之毒害。出于宗教之热忱，上日耳曼之上述地区不能没有裁判官的职权，凭借教皇之权威，裁判官应在这些地区对犯有上述罪行之人行使纠正、监禁及惩处之责。[2]（p178～179） 起草训谕的是多明我派的两名神学家：亨里希·克莱摩（Heinrich Kramer）和雅各布·斯普伦格（Jacobus Sprenger）。他们同时也是《女巫之锤》的作者。这本发表于1486年的小册子一再重印，成为当时猎巫的重要指南。《女巫之锤》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铲除巫师的必要性；第二部分讨论巫师的各种行径和消弭的方法；第三部分讨论审判巫师的司法程序。《女巫之锤》的作者认为，巫术是所有迷信、神秘的行为中最邪恶的，因为巫师弃绝对基督的信仰，委身于魔鬼（包括肉体和灵魂），为魔鬼提供未洗礼的婴儿，从事淫乱的行为等。[3]（p12～21）作者力图在尘世中实行《圣经·出埃及记》里的那句名言：勿使一个巫师存活（《出埃及记》22：18）。 之后出现了一系列诸如此类的作家和作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让·博丹（Jean Bodin）。博丹是16世纪欧洲著名的法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经济学家，甚至被认为是当时最理性和宽容的思想家之一。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学者，在他的著作中大声疾呼：“为了平息上帝的愤怒、获得神的祝福，为了增加对上帝之敬畏，为了保护人们免受一些人之毒害，为了保障善民之福祉，为了惩处这种人们可以想象的最可憎之罪行，必须对这些巫师毫不留情。”他甚至认为，在证据不足、胡乱推测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处死巫师。[2]（p291）难怪后来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称博丹在1580年发表了“当时最令人痛心的作品之一”[4]（p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