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神道的形成与天皇的神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金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教授、全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

原文出处:
日本研究

内容提要:

自7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开始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设历程。其间,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在利用儒学、佛教思想的同时,极力推动原始神道向民族宗教转化,通过整顿中央、地方神社,建立和健全祭祀制度以及树立“天皇是神”、“皇权神授”思想,最终皇室神道确立,使其成为中央集权天皇制的重要精神支柱。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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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元7世纪以前,日本的国家统治大权,表面上是掌握在王族手中,但是实际上王权并不稳固,强大的贵族势力,凭着自身的政治、经济实力,左右着朝廷。他们打击、排挤王族,挟持大王,成为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当时,影响朝政的贵族势力,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大和平原为中心发迹起来的葛城氏、平群氏、苏我氏等豪族。另一部分是掌握全国品部实权的大伴氏、物部氏等豪族。这两股势力为争夺朝廷实权,长期以来互相争斗、倾轧。在互相的争斗中,葛城氏、平群氏、大伴氏、物部氏相继或衰落,或被杀。至6世纪末叶,苏我氏独揽朝政,成为王族最大的威胁。苏我氏骄横朝政引发了王族和大多数贵族的不满。加强王权,推进政治改革的要求和呼声日趋强烈。以王族中大兄皇子,贵族中臣镰足为核心,吸收了一批留学隋唐归国的青年知识者,形成了反对苏我氏专权,革新朝政的政治势力。在周密的策划下,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等人,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朝廷实权,建立了新政府,开始推行改革运动。

      自大化改新开始至8世纪前叶的半个多世纪间,日本朝廷的各代天皇的政治重心是全力加强王权,特别是仿效唐代的政治制度,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为确立这种合法性,保证天皇权力的巩固和发展,朝廷采取了诸项措施,建立新的官僚体制;在经济上,着力削弱和抑止豪族势力,加强中央的经济实力;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通过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官僚制、土地赋税制以及律令制度,天皇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得到了行政、财政和法律的保证,天皇成为天下最有势力者。796年10月15日,圣武天皇曾在发布的诏书中说:①

      夫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势者,朕也。

      反映了天皇为首的统治集团,对自己权势的自豪。

      行政、财政、法律制度固然能保证皇权的一时巩固,但是,要使天皇的威望永存,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巩固和延续,需要从意识形态领域加强相应的建设。大化改新以后的历代天皇,对此都十分重视。大化改新以后的历代天皇运用儒学和佛教作为中央集权?天皇制的精神支柱,与此同时,还极力推动传统原始神道向民族宗教的转化,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皇室神道的成立。所谓皇室神道是指以天皇为中心的朝廷,通过整顿中央、地方的神社,将其纳入国家的管理之下;同时通过建立和健全祭祀制度、神祗官制度、伊势神宫及其斋宫制度等,以及树立“天皇是神”、“皇权神授”思想,使神道成为皇权的精神支柱。本文拟对整顿神社、建立祭祀制度、宣扬“天皇是神”思想等方面作一简略的叙述。

      一、整顿神社

      佛教从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组织严密、法式健全,且有一整套宗教理论和经文的佛教的传入,对于原始神道无疑是一大威胁。虽然4~6世纪间,原始神道在中国的儒、道等思想的影响下,已开始了宗教化的进程,然而其宗教化的程度,截止7世纪初,与佛教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它尚未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祭祀的程式,更谈不上拥有作为宗教所必须的教义。在外来宗教的冲击面前,原始神道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改变自己,适应新的形势。

      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神道的变革是从大化元年(645年)开始的。大化宫廷政变成功后,新政权一成立,统治集团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槻树下,集体向天神地祇宣誓。紧接着7月14日听取大臣苏我石川麻吕的奏言:“先以祭镇神祇,然后应议政事”②。把祭祀神祇的大事放在政事之先,并派专人到美浓国(今岐阜县)征集“供神之币”。673年天武天皇继位以后,神道宗教化的进程加快。这种神道宗教化进程的加快,是与天武天皇一直对神祇的虔诚信仰以及在“壬申之乱”中,受到东部地区地方势力(常常是地方神的主祭者)的支持分不开的。当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势单力薄悄然离开京城,潜入东部地区时,曾特意在伊势国(今三重县)朝明郡的迹太川河边,举行了“望拜天照大神”的祭仪。“对于大海人皇子来说,最后所以能打败大友皇子军,夺回朝廷权力,除了军纪严明、深得民心、指挥正确等原因外,天照大神为首的天神地祇的扶持的精神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③。因此,他登基皇位后,自然要首先把神道的建设纳入重要的国事之一。如恢复伊势斋宫斋王的派遣,规定神社所属神刻上交田租、庸调的分配(供神费用三分之一,神主开支三分之二)等等。

      自大化改新至平安时代的前、中期期间的历代天皇中,除了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公开自称“三宝奴”,称德女皇(764~770年在位)自称“佛弟子”,并宣诏说:“三宝”在上位,天社、国社在次位外,大多数天皇也都是极为重视神道建设的。虽然各代天皇积极地扶植佛教,因为佛教的经文中有明显的护国、消灾、祈平安的内容,有益于古代天皇制的巩固,但是神道也具有佛教一样的消弭灾害,祈求国泰平安的作用,对皇室、上层贵族以及地方贵族来说,神道具有佛教无法替代的社会作用:第一,神道祭祀的天神地祇中,既有皇室的祖神、贵族的祖神,也有地方贵族的氏神,以及他们统治地域的地域神等;第二,基于传统信仰的背景,决定了皇室和贵族在面临重大事件、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或亲自、或遣使到各主要神社去祈祷、祭祀和奉告,而这时候很少有遣使去佛寺祈祷的记载。关于神、佛的作用,757年4月孝谦女皇发过一份诏书,其中写道: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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