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迈进城市化门槛的国家,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19世纪英国城市化的急速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住房问题①就是突出的问题之一。而城市的住房问题又涉及到工人的生存状况,大商人、资本家都已迁往郊区,“只有工资劳动者和商人充斥于伦敦的破烂市郊”[1]65。工人住房短缺,卫生条件恶劣。国内学者对于住房问题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加以论述,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拟通过对工业革命后至一战前夕伦敦工人住房状况的考察,初步探讨伦敦是如何解决弱势群体——工人的住房问题的。
一
伦敦作为英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很强的吸引力,导致大量外来人移居伦敦,人口增长迅速。14世纪初伦敦人口4万,占英格兰总人口375万的1.07%;15世纪初曾一度减少,后恢复到4万;16世纪人口大增长,1500年伦敦人口5万,1570年上升到10万,1600年已达20万,占英格兰总人口450万的4.4%;至1750年,伦敦人口达到67.5万,占英格兰总人口600万的11.25%[2]191。伦敦人口的激增,给城市住房和城市发展带来很大的危害。早在1545年就有人发出书面的怨言,其中说:“倔强的乞丐、妓女、懒汉和挥霍浪费的人,居在一些小房子、茅舍和临时住所,因此乞讨、流浪、奢侈、盗窃、梅毒、鼠疫、传染病、普遍疾病和残废相继发生,一天天损害着城市的美观。”[3]96
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兴起。“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人口迅速涌向城市,使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4]46而“伦敦的街道是用黄金铺成的神秘感,及其飞速发展成为金融、投资、商业及工业中心,整个19世纪伦敦吸引了工匠及工人的迁移”[5]74。1760年伦敦人口为70万,1790年为86万,1801年为111.7万,1841年为223.9万[6]652-653。
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伦敦,使本已紧张的城市住房状况不堪重负,出现严重的住房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人口多,居住拥挤。伦敦人口的急剧膨胀,一方面是自然增长所致,但更重要的是外来移居的结果。大批贫穷移民来到伦敦,单个人租不起房子,只好几个人挤在一起或在城市边缘建造窝棚等临时住所,形成贫民窟。伦敦塔东边的怀特柴泊和拜特纳-格林,是伦敦最大的工人区,伦敦的绝大部分工人都集中在这里。拜特纳-格林圣菲力浦斯教堂的牧师格·奥尔斯顿对于自己的教区,曾这样描述:
“这里有1400幢房子,里面住着2795个家庭,共约12000人。安插了这么多人口的空间,总共只有不到400码(1200英尺)见方的地方,由于这样拥挤,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10-12英尺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7]64
19世纪中后期,随着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伦敦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大量外来移民涌入伦敦,造成伦敦人口的急剧膨胀。1850年伦敦人口为268.5万,1860年为322.7万,1870年为389万,1880年为477万,到1890年时增至563.8万人[8]79。短短40年时间,伦敦人口翻了一翻,住房居住更加拥挤。沙夫茨伯利勋爵在1884-1885年的“皇家住房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说:“住房拥挤状况已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可能再有什么健康和体面的奢望,我曾看到四个毫无干系的家庭挤在一间房中,每家一个墙角,我无法相信如此状况竟然在伦敦地区仍然存在。”[9]617-618
(二)设施简陋,环境卫生条件差。工人们居住的城市贫民窟,不仅生存空间十分拥挤,而且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很多房子没有窗子,常年不通风,也没有干净的水源。1858年夏季,“从泰晤士河发出的疠气”变得那样令人无法忍受,以致发生了“国会迁移会址的问题”,但是伦敦的一些自来水公司还是把它们的水管入口装在特丁顿水闸下面。[10]561在伦敦东区的贫民窟中,工人们的居住条件之差令人难以想象。1883年,有人曾这样描述伦敦工人居住的贫民窟:
想走进贫民窟,就必须穿过有毒的臭气,这种气从一堆堆垃圾和乱七八糟的臭水沟里冒出,有时脏水就在你脚下流。许多院子永远照不到太阳,永远没有新鲜空气,也不知干净的雨水为何物。你必须爬上摇摇欲坠的楼梯……在又黑又脏的过道里摸索前进,这里到处是小虫子。这时假如你没有被恶臭赶走,你就来到那成千上万的生灵的巢穴……八英尺见方,这就是一般房间的大小,墙和天花板积满灰尘,因成年累月无人打扫而变得漆黑……至于家具,你有时会看到一把破椅子,一张旧床架的残骸,或一张旧桌子的框。但更经常地是看到一些简陋的代用品,比如在砖头上架上一块粗木板,一个盆子反扣在地上,或干脆什么都没有,只有破布、烂棉花[11]479-480。
工人们居住的贫民窟,空间十分拥挤,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再加上工厂排放的废气,污水污染,贫民窟极易诱发传染病,因而工人居住的贫民区成了热病、伤寒、霍乱和其它传染病的滋生源,一有疾病发生,便迅速蔓延,严重威胁工人的健康。正如恩格斯所痛斥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困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工人的死亡率极高,除了流行病在他们中间不断流行,除了他们的体力愈来愈弱,还能指望什么呢?”[7]140